委員熱議常委會工作報告:重要機構 重要組成 重要力量
2013-03-05 15:13? 趙瑩瑩?來源:人民政協報 責任編輯:黃曉夏 黃曉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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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3月4日,北京風和日麗。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的2200多名全國政協委員參加小組討論,熱議常委會工作報告。委員們充分肯定了過去五年來十一屆政協的工作,對未來人民政協事業的廣闊前景倍感憧憬。中國發展的未來光明而美好,民族復興的前景燦爛而輝煌。委員們正以寬廣的政協情懷、無私的奉獻精神,與人民群眾一道,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大道上。 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林毅夫委員:我們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兩個一百年”的目標作出貢獻! “昨天我一邊聽賈慶林作報告,一邊回想自己過去這25年的參政議政經歷,以及過去這4年在國外的工作,內心里對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特別深刻的體會。”4日,林毅夫在小組討論時的發言贏得了無黨派界別委員的熱烈掌聲。 對無黨派這個界別來講,林毅夫是個新人。對在政協履行參政議政職能而言,林毅夫是個老手。連任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到十一屆,轉成全國人大代表,開了一次會,就到世界銀行去當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一別5年,現今又回到政協,回到他參政議政的主戰場。 作為經濟學家,林毅夫解讀政協常委會的工作報告有他獨特的視角。過去25年間,林毅夫在國內國外參加很多場討論,他總會堅持己見,與學術界、理論界中持“中國崩潰論”的學者、大家進行辯論。毅夫林的堅持,并不是固執。他的信心建立在事實基礎上。“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開放,中國選擇了自己的發展道路,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而其他國家受華盛頓共識影響,按照所謂的理想的經濟社會轉型模式來走,經濟普遍經歷了崩潰,現在停滯。” 林毅夫認為中國還有維持8%增長潛力的20年。如果能把這8%的潛力發揮出來,那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到2020年,城鄉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的目標是完全可以達到的。“如果翻一番的話,那會是什么樣的情形?2012年的時候,我們的人均收入是6000美元,到2020年的時候,人均收入應該可以達到12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人均收入達到12000美元就是高收入國家,這是一個偉大的意義。” 林毅夫表示,未來五年、十年,我們面對的將會是國際政治、經濟板塊的一個大的重新調整,在這個板塊的調整當中,必然會有一些矛盾、摩擦、沖突。但他堅信中國的發展,不僅對中國人民有利,對世界也是有利的。存異求同,為我們共同的利益。讓世界上其他國家,不管是現在比我們收入高的還是比我們收入低的,在這個過程當中,相互交流,相互理解,這對中國的發展和世界的穩定都至關重要。 當天上午,林毅夫被選為本小組的副組長。在發言中,他不失時機地發出號召:無黨派人士是有優勢的,我們都是在各個專業領域里的代表,在國際國內都有主流聲音,我們應該通過無黨派在政協的作用,加強對國際的聯系,為真正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兩個一百年”的目標作出貢獻! (本報記者 張淑君) 容得下批評非常重要 民盟界別:協商民主應常態化、人性化和合理化,容得下批評非常重要,如何營造協商氛圍尤為重要。 3月4日上午,還不到9點,民盟界別的委員們早早就到了小組討論會場。小組討論會上,直奔主題,講真話,少套話的熱議場面,始終在小組第一場討論會上演。 “常委會的工作報告中有幾個觀點,我們應該關注一下。其中加強和推進協商民主中談到人民政協是協商、監督、合作、參與為一體的,這個提法非常好。協商民主作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項重要內容,人民政協就首先是協商民主的一個重要平臺。” 第一個發言的全國政協委員劉曉莊一開場就直奔主題:“我認為協商應該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民主形式,民主協商必須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才能使國家有特色的民主形式走上正軌。不僅如此,協商民主應常態化、人性化和合理化,協商民主是非常和諧的場景,協商民主還應體現包容性、妥協性和求同性。” “2010年5月,《中共廣東省委政治協商規程(試行)》的頒布實施,看了《規程》大家清楚該怎么做。”來自廣東的溫思美委員,與在座的各位委員分享了制度創新的真實感受。 “要講真話、有真話講,容得下批評非常重要,如何營造協商氛圍尤為重要。”吳正德委員則從努力營造協商氛圍、提高協商的質量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人民日報3月3日社論中有一句話‘對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的批評,執政黨有包容各種意見的雅量’。各民主黨派、政協委員也應講真話、建諍言、獻良策,做中國共產黨直言不諱的諍友、肝膽相照的摯友。這是一股新風。作為政協委員不是唱贊歌的,就應該為民生、社會多一些實實在在的呼吁。”劉曉莊委員再次亮明自己的觀點。 (本報記者 鮑蔓華) “括弧委員”熱議民主監督 婦聯界別:要在方法和形式上多下功夫,不能限形式,也不要走過場,監督的過程要力求有效。 “我們這個界別的委員都是帶括弧的。”3月4日上午,婦聯20組小組討論會現場,召集人孟曉駟委員的這句話一下子拉近了在座女委員們之間的距離。“今年會期短,又來了一些新朋友,大家先做自我介紹,互相認識一下。” “唐曉青,委員號670。”清楚簡短地自報家門后,這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校長就開始針對常委會工作報告談了起來。“民主監督的薄弱,是工作報告中經常見到的一個問題。”唐曉青認為,國家發展到當前階段,在進一步豐富政協理論的同時,要在民主監督的方法和形式上多下功夫,一方面不能只限于考察這種形式,一方面也不要走過場,監督的過程要力求有效。“前呼后擁,老百姓有意見,委員心里也不舒服。” 唐曉青提出,政協委員如何更好地履行民主監督職能,如何給予地方政協一些正確的引導,都需要進一步探討。“每一年都有重點調研提案,但對于重點提案的督辦很薄弱。”唐曉青反映說,委員提供書面提案、政府各個職能部門給出書面答復,并不足以體現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的職能作用。 話音剛落,洪天慧委員也立即就這一話題道出了她的想法,“將政治協商納入黨和國家的決策程序,這是政治參與和民主監督最重要的體現和保證,需要進一步完善并加強。”洪天慧說,民主協商需要的是在決策前和決策中,讓委員有更多的知情權、參與權,同時要逐步擴大協商范圍,使政協成為我國協商民主監督的重要平臺。 在場的其他委員也紛紛加入討論。“我來自敦煌文物研究院,就拿我的工作來說,在文物保護方面究竟監督些什么?項目執行還是最終結果?”樊錦詩委員認為,“監督不是沒有,而是指向性不明。”王淑玲委員則表示,民主監督確實應該加大力度,與國家行政方面相結合,與政府有關部門相結合,建立一種行之有效的機制,使其切實落到實處。 (本報記者 趙瑩瑩) “第一線”是最準確定位 王東林委員:社會上有“進入政協就是退居二線”的錯誤認識,實際上我們處在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第一線。 “作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協和統一戰線始終應當是‘第一線’的工作,應當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全國政協委員王東林這兩天十分興奮:除了連任倍感使命光榮,他最感慨的是自己4年前提出的一個判斷,在賈慶林代表十一屆政協常委會所作的報告中有了明確的表述——“從事人民政協工作的同志,無論是政協委員、還是政協干部,都處在堅持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第一線,處在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第一線。這既是一種榮譽和信任,更是一種責任和使命。” 王東林委員回憶起了2009年他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教育界委員聯組會上的發言,當時他提出統一戰線被放在“三大法寶”的首位,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理應是國家“第一線”的工作,對當時社會上認為的“進入政協就是退居二線”的錯誤認識,對部分領導干部忽視政協統戰工作的觀念提出批評。 “既然是基本政治制度,為什么被看做‘二線’呢?‘根本’與‘基本’沒有實質區別,但凡已經提到了國家政治制度‘根基’的高度,沒有任何理由不將人民政協工作看做‘第一線’。”王東林說。 王東林建議今后在任命各地“一把手”的時候,要參考是否有在統戰政協部門任職的經歷。“只有真正讓政協統戰的干部同志能夠有未來發展進步的空間,法寶才真正能變成‘活寶’。” 正如賈慶林在報告中提出的那樣,人民政協是我國政治體制不可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黨和政府科學民主決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真正把兩個‘第一線’的定位搞準,對于今后五年的政協工作意義重大。”王東林坦言自己并不是政協統戰系統的工作者,“正所謂‘旁觀者清’,真心希望未來人民政協能在‘第一線’發揮出更大的能量。” (本報記者 廉維亮) 常懷憂國憂民之心 韋建樺委員:政協委員要常想一想人民需要我們做什么,我們能夠為群眾做什么。 “韋委員,你是老委員了,先講一講,給大家做個示范吧。”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的第一場小組討論會上,新聞出版界全國政協委員韋建樺被小組召集人王國慶現場點將。 “我感覺同以往的政協工作報告相比,今年的思路更加務實,而且更加關注群眾的根本利益和群眾呼聲,這些特點反映了人民政協轉變作風改進文風的新氣象。”韋建樺開始拋磚引玉,“過去五年來的經驗是人民政協事業的寶貴財富,有助于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進一步增強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另外,賈慶林的工作報告還從6個方面對今后五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議,對于保證政協工作的連續性、科學性以及在新形勢下的適應性和開拓性都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韋建樺委員說,政協三大職能履行的成效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比較起來,民主監督的實效,特別是對各級領導在科學決策和防止腐敗方面監督的實效,同廣大人民群眾的希望和期待還有一點距離。“所以工作報告中講到不足之處時,也提到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職能的實效需要進一步增強。那么,為了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我也進行了許多調研和思考,感到今后要進一步尊重廣大政協委員對各級政府進行民主監督的權利,珍惜和愛護政協委員對各級政府民主監督的熱情、能力、智慧、責任心和積極性。” 談到此處,現場的委員們不禁點頭。韋建樺委員建議,要通過制定規章、明確程序,形成機制,使得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工作進一步制度化、規范化、常態化。“我作為一個政協委員,真心希望在今后五年中人民政協民主監督的實效能夠不斷增強,越來越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肯定和贊許。” “工作報告中說,要樹立人民政協為人民的理念,常想一想人民需要政協做什么,政協能夠為群眾做什么。我想,切實履行政協民主監督的職能,為各級政府的科學發展和廉政建設作出貢獻,這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多年來希望政協做的大事之一。” (本報記者 王天奡) 從“切西瓜”看民主監督 民進界別:不能先切錯西瓜,然后再來商量拿刀的方式。因為西瓜切開了,批判執刀人已經晚了。 “一個人用刀切開了一個西瓜,這時候有人說,你切偏了;還有人說,你切錯方向了;又有人說,你拿刀的方式就有問題。但無論這些人怎么批判執刀人,西瓜終究已經切開了。”3月4日下午民進的小組討論現場,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湯素蘭委員用這個故事拉開了她發言的序幕。 “這個場景很能代表政協委員目前參政議政的現狀。我們總是只能在政策出臺以后,發現了政策的某些弊端才開始建言獻策,但這時,錯誤往往已經形成了,或者不可逆,或者要付出昂貴的修改成本。”湯素蘭說。 “這個問題我也有同感。全國各地建了多少個主題公園和城市花園,過了幾年之后又拆掉了多少?這種巨大的浪費本來可以避免,但是因為政協沒有在事前干預的渠道,所以對此只能‘事后諸葛亮’。”現代出版社總編輯臧永清委員表情郁悶。 “這確實是政協民主監督作用無法充分發揮的重要原因。前段時間的‘表哥’、‘房叔’都是通過民間反腐渠道曝光的,這說明我們國家缺乏反腐的體制和機制,而在政協的民主監督職能發揮上,也同樣缺乏理論研究和制度的設計。政協的民主監督職能應該被賦予新的內涵。”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黃震委員表示。 他的觀點得到了民進甘肅省委主委尚勛武的支持。“政協委員被賦予了民主監督的權利,卻沒有被賦予民主監督的工具。其主要的原因就是這個職能在理論上就沒有講清楚,所以在制度上就不可能有建設,因此,一定要加強民主監督的理論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俞金堯上屆是社科界的委員。他說他之前每年開兩會的時候都覺得自己是個政協委員,而兩會結束了,就又“變”回了研究人員。“為什么?因為在制度上沒有規定政協委員在兩會之外的時間里如何發揮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作用,制度化建設已經成為加強政協作用發揮的非常重要的環節,是該到了做點什么的時候了。”俞金堯說。 (本報記者 呂巍 劉喜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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