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評：中國政府加快現代化轉型

“目前行政領域的一些交叉掣肘、權力尋租等問題，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些遺留問題有關，若不及時改革，將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黃仁偉說。

對于１０日披露的改革方案，上海市郊嘉定區某養豬場負責人顧忠發更關心有關食品、藥品、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分工的表述。

“以前是‘一頭豬、多頭管’，出了問題監管部門之間推諉的現象不少。”顧場長通過電話告訴記者，得知機構改革方案的細節后，覺得“有驚喜”。

顧場長所負責的豬場每年有三成生豬出口、七成內銷。他說：“出口豬的檢驗檢疫主要是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管理，農業部也有定點監督檢查；但內銷豬起碼有四五個部門分管，一頭豬從出生到家庭餐桌，豬的健康起碼要有農業部、商務部、質監、工商、食藥監來管，有時我們豬場工作人員自己也會糊涂……現在這樣的情況將發生改變。”

分析人士認為，這場改革要終結的不僅僅是“一頭豬，多頭管”的尷尬現象，更重要的是通過理順政府職能，利用新制度、新規范的“乘數效應”，更大限度地服務市場經濟主體，惠及民生。

一些企業家注意到，減少和下放投資審批事項、改革工商登記制度等措施，使手續更便捷化，將惠及各種經濟體，也包括外資企業。還有一些舉措直接指向了某些部門的官僚主義作風。

“行政體制的一些瑕疵，也表現在改革開放３０多年來積累的一些新問題。不可否認已經出現了一些部門化、集團化的利益，需要依法治理。改革的細節，也將為深入防治腐敗提供制度保障。”黃仁偉說。

而從更宏觀的視野看，中國新一輪的行政體制改革，也是順應與外部世界發展關系的結果。

“我們的一些機構設置、制度設計在國內可行，但未必與國際接軌。一些大國也面臨機構改革的難題，不少政府職能順應時勢變化也面臨改革。”全國政協委員、國際法專家周漢民說。

“在改革方案的文本中，我們還注意到，改革方案中強調依照憲法和法律辦事，尊重和維護憲法的權威，這意味著，中共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做法有其嚴格的法理依據。”周委員認為。

對于“為什么要改革”，輿論也還有一些疑慮。一種是“被改革”的機構部門有一種惰性，希望維持現狀；另一種是過去的一些改革顯效較慢，讓人們對新一輪改革的前景產生擔心。

分析人士認為，中共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間表”設定于２０２０年，到那時也將迎來這個執政黨的誕生百年。此番行政體制改革的啟動恰恰把握了一個“時間窗口”，不改革或推遲改革，更不利于中國的現代化。（參與采寫：馬揚、徐揚、王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