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11位省部級官員落馬 為過去5年平均速度兩倍

網絡舉報深度參與

十八大后中國反腐形勢的一個重要變化，是網絡的深度參與，且與實名舉報結合了起來。

《中國新聞周刊》搜集了88個十八大以后被調查的官員樣本，其中包括省部級和地廳級官員。搜集的信息包括這些官員落馬前的職位、何時落馬、因何落馬、線索來源、從線索出現到被調查的時間、從開始調查到信息公開的時間。

通過研究以上數據發現，在這88個被調查的官員中，公開消息顯示線索明顯來源于舉報的共有20起。由于舉報的隱蔽性以及新聞報道的有限性，實際上線索來自于舉報的比例要高很多。

在這20起線索來自于舉報的案件中，網絡舉報占了18起，占比90%。另兩起則不能確認舉報方式。在這18起網絡舉報中，省部級官員4起，廳級干部14起，分別占比33%和18%，兩者加起來占比20%強。也就是說，在5個落馬的廳級以上官員中，就有1個是通過網絡舉報成功的。

網絡舉報的案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要么是涉案官員濫用權力，要么是有作風問題，要么是其身份讓大家感興趣，這些特征都有助于在網絡上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從而聚攏民意。比如太原公安局長李亞力之子醉酒打人，大家比較關注的點有兩個：一是當事人父親公安局長的身份，二是權力濫用，這兩者結合起來，大家就會出于對弱者的同情和對濫權者的憎恨，而對案件給予高度關注。

劉鐵男案之所以引發關注，一方面是因其位高權重，對公眾有種神秘感，另一方面則是其發生在公眾比較敏感的能源領域。此外，就是舉報者的身份。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很容易激發公眾的想象力。

情婦的舉報則把公眾的仇官情結與偷窺欲望結合起來，容易在短時間內吸引人的注意力。在《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選取的分析案例中，出自情婦的網上舉報的案件，人氣居高不下。

在這些與情婦有關的案例中，紀檢部門介入的速度也明顯加快：雷政富案第二天介入，同一天證實，第四天免職；單增德案第二天調查，第三天證實，幾天后免職；范悅案3天后免職。這種超越常規的處理速度，一方面與紀檢機關對短期內聚攏民意的顧慮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情婦掌握了更可靠的證據。

與情婦舉報相比，媒體人舉報因為自己非當事人，許多案情是聽人轉述，加上容易流于主觀判斷，因而在證據方面存在天然的缺陷，這些需要調查來彌補。

在上述18起網絡舉報中，有13起是實名舉報。在紀檢調查越來越向實名舉報傾斜的背景下，實名越來越成為網上舉報的一個共識。一位研究者整理了從2012年初到2013年8月的28起實名舉報，他發現，除了6起正在調查的案件外，另外22起案件的回應率達到86.3%，只有3起沒有回應。在19起得到回應的案件中，12位被舉報人被免職。

這位研究者還發現，在28位舉報人的身份中，有8名商人，6名媒體人，兩者加起來占了一半。這說明，在實名舉報者的動機中，最重要的動機有兩個：一是商業利益，二是公益。

大量的舉報人采用實名，一方面說明舉報人的取證意識與能力越來越高，另一方面也說明反腐生態發生了變化，以至于改變了舉報者的預期。在實名與匿名之間，舉報者的風險考量也在發生變化，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有兩個因素：一是網絡的出現，二是紀檢機關對于反腐的態度。

網絡給反腐生態帶來的一個變化是：以前少為外界知曉的反腐案件，現在很難再暗渡陳倉，一個證據確鑿的舉報在網上公布后，洶涌的民意會不斷擠壓紀檢部門的回旋空間，對其形成壓力。另外，實名舉報還會把被舉報人置于一種受監督的境地，使其起報復之意時有所顧忌。如此一來，實名舉報人就擁有了兩個對自己有利的因素：一是紀檢機關立案的可能性增加；二是被舉報人也不敢肆意妄為。這都會大大改變其對舉報風險的預期。

不過，當前反腐機制中還缺少一個舉報人保護制度，實名舉報依然存在風險。

對于紀檢機關來說，其長期以來依賴書面舉報并擁有巨大的調查裁量權的工作形態或將改變。在很多情況下，它可能不得不抽出很多精力回應網上的舉報，這對于其觀念和人員的配置都是一個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