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11位省部級官員落馬 為過去5年平均速度兩倍

十八大后那些落馬的官員們

中共十八大之后，已有11名省部級官員被調查，分別為李春城、劉鐵男、倪發科、郭永祥、王素毅、李達球、蔣潔敏、王永春、李華林、季建業、廖少華。一方面，中紀委重拳出擊取得成效；而在另一方面，社會反腐生態所經歷的變化，也在助推反腐行動的廣度和深度

2013年10月28日，貴州省委常委、遵義市委書記廖少華被中紀委帶走。前一天下午，他還在主持召開該市常委會議，傳達貴州省第二次工業發展大會的精神。

這是十八大以后近一年來，中紀委證實查處的第11位省部級官員。這個速度，是過去5年平均速度的兩倍。從2008到2012年，每年副省部級以上官員被調查的數量分別為4、8、6、7、4人，平均每年有5.8人。

這一組數字反映了中共中央反腐決心和思路的變化，也透露出在網絡參與的背景下，反腐生態的變化。

反腐三部曲

2012年12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被中紀委帶走。此時，距離他在十八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不足20天。四川官場對此調侃說：對李春城而言，中候委就像是“臨別一吻”。

在11月8日的中共十八大報告中，胡錦濤在提到腐敗的危害時，用了“亡黨亡國”這樣的詞匯。9天后，新當選的中共黨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再次提到了這個詞匯。“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他說。

李春城案件，是由王岐山領銜的新一屆中紀委燒的“第一把火”。在反腐的地位得到確認后，王岐山主要做了兩件事：一個是落實，一個是路徑選擇。當選中紀委書記后的第五天，王岐山在中紀委機關干部大會上第一次發聲：“要把反腐工作引向深入。”

到了5月，另一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案件出現——劉鐵男案。這個案件，幾乎囊括了在新媒體傳播時代反腐案件的所有關鍵要素：網絡、情婦、實名、舉報、記者、高官。公眾關注度前所未有，各方博弈不斷，中間的跌宕與堅持，已經成為網絡反腐的典范。

此時，在新一屆中紀委的辦案流程中，出現了幾個影響深遠的關鍵詞：網絡、舉報，還有情婦。這三者組成合力，并與中紀委之間形成互動，構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反腐生態。

6、7月份，中紀委迎來了新一輪反腐的高潮：從6月4日到7月6日一個月時間內，中紀委接連宣布了4起案件：6月4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長倪發科涉嫌嚴重違紀被調查；6月23日，四川省文聯主席郭永祥被調查；6月30日，內蒙古統戰部長王素毅被調查；7月6日，廣西政協副主席李達球被調查。這四起案件，對外通報都相對及時，改變了此前部分案件通報延遲的狀況。

8月末到9月初，中石油系列腐敗案高潮再起。這場對中石油傷筋動骨的反腐行動，其核心橋段始于中央候補委員王永春被查，接著兩位中石油副總落馬，4天后，這把“火”燒到了近一年來被查處的職位最高的官員——中央委員蔣潔敏。

有人對中紀委的上述反腐歷程做了個歸納，共分為三部曲：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李春城在此間落馬；6月下旬到7月中旬是中程發力，4位高官在期間被調查；8月底9月初的中石油案則把反腐推向了高潮，一位中央委員和一位中央候補委員在此間落馬。

在中紀委緊盯“老虎”的同時，地方紀委也在“抓蒼蠅”。在十八大閉幕后的第7天，重慶北碚區委書記雷政富的一段不雅視頻出現在一位記者的微博上。第二天，重慶市紀委介入調查，確認視頻中男性確為雷政富；第四天，雷政富被免職。從舉報到免職用了63小時。有網友稱之為“微博秒殺”。因不雅視頻案，重慶市共有21位官員受到處理，其中6位為廳級官員。

在地方反腐中表現搶眼的另一個地方是廣東省。在十八大召開后的一個半月內，廣東省有3名廳級官員落馬。一份來自廣東省紀檢系統的數據顯示，從十八大到6月20日，廣東省紀檢系統共立案4423件，涉及4613人，同比增長近30%。其中地廳級官員29人，縣處級官員242人。

一份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件17416件23939人，同比去年分別增長1.6%和2%。其中縣處級干部250名，廳級干部87人，省部級干部兩人。由于部分案件尚沒有從紀委移交司法系統，十八大后落馬官員數量的增長，還沒有充分體現在這一組數據中。

網絡舉報深度參與

十八大后中國反腐形勢的一個重要變化，是網絡的深度參與，且與實名舉報結合了起來。

《中國新聞周刊》搜集了88個十八大以后被調查的官員樣本，其中包括省部級和地廳級官員。搜集的信息包括這些官員落馬前的職位、何時落馬、因何落馬、線索來源、從線索出現到被調查的時間、從開始調查到信息公開的時間。

通過研究以上數據發現，在這88個被調查的官員中，公開消息顯示線索明顯來源于舉報的共有20起。由于舉報的隱蔽性以及新聞報道的有限性，實際上線索來自于舉報的比例要高很多。

在這20起線索來自于舉報的案件中，網絡舉報占了18起，占比90%。另兩起則不能確認舉報方式。在這18起網絡舉報中，省部級官員4起，廳級干部14起，分別占比33%和18%，兩者加起來占比20%強。也就是說，在5個落馬的廳級以上官員中，就有1個是通過網絡舉報成功的。

網絡舉報的案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要么是涉案官員濫用權力，要么是有作風問題，要么是其身份讓大家感興趣，這些特征都有助于在網絡上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從而聚攏民意。比如太原公安局長李亞力之子醉酒打人，大家比較關注的點有兩個：一是當事人父親公安局長的身份，二是權力濫用，這兩者結合起來，大家就會出于對弱者的同情和對濫權者的憎恨，而對案件給予高度關注。

劉鐵男案之所以引發關注，一方面是因其位高權重，對公眾有種神秘感，另一方面則是其發生在公眾比較敏感的能源領域。此外，就是舉報者的身份。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很容易激發公眾的想象力。

情婦的舉報則把公眾的仇官情結與偷窺欲望結合起來，容易在短時間內吸引人的注意力。在《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選取的分析案例中，出自情婦的網上舉報的案件，人氣居高不下。

在這些與情婦有關的案例中，紀檢部門介入的速度也明顯加快：雷政富案第二天介入，同一天證實，第四天免職；單增德案第二天調查，第三天證實，幾天后免職；范悅案3天后免職。這種超越常規的處理速度，一方面與紀檢機關對短期內聚攏民意的顧慮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情婦掌握了更可靠的證據。

與情婦舉報相比，媒體人舉報因為自己非當事人，許多案情是聽人轉述，加上容易流于主觀判斷，因而在證據方面存在天然的缺陷，這些需要調查來彌補。

在上述18起網絡舉報中，有13起是實名舉報。在紀檢調查越來越向實名舉報傾斜的背景下，實名越來越成為網上舉報的一個共識。一位研究者整理了從2012年初到2013年8月的28起實名舉報，他發現，除了6起正在調查的案件外，另外22起案件的回應率達到86.3%，只有3起沒有回應。在19起得到回應的案件中，12位被舉報人被免職。

這位研究者還發現，在28位舉報人的身份中，有8名商人，6名媒體人，兩者加起來占了一半。這說明，在實名舉報者的動機中，最重要的動機有兩個：一是商業利益，二是公益。

大量的舉報人采用實名，一方面說明舉報人的取證意識與能力越來越高，另一方面也說明反腐生態發生了變化，以至于改變了舉報者的預期。在實名與匿名之間，舉報者的風險考量也在發生變化，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有兩個因素：一是網絡的出現，二是紀檢機關對于反腐的態度。

網絡給反腐生態帶來的一個變化是：以前少為外界知曉的反腐案件，現在很難再暗渡陳倉，一個證據確鑿的舉報在網上公布后，洶涌的民意會不斷擠壓紀檢部門的回旋空間，對其形成壓力。另外，實名舉報還會把被舉報人置于一種受監督的境地，使其起報復之意時有所顧忌。如此一來，實名舉報人就擁有了兩個對自己有利的因素：一是紀檢機關立案的可能性增加；二是被舉報人也不敢肆意妄為。這都會大大改變其對舉報風險的預期。

不過，當前反腐機制中還缺少一個舉報人保護制度，實名舉報依然存在風險。

對于紀檢機關來說，其長期以來依賴書面舉報并擁有巨大的調查裁量權的工作形態或將改變。在很多情況下，它可能不得不抽出很多精力回應網上的舉報，這對于其觀念和人員的配置都是一個挑戰。

信息公開有待加強

從《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所分析的88個案例處理過程來看，多數案件在紀檢部門開始調查時會有一個信息發布，通常的表述是“×××同志因涉嫌嚴重違紀問題，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但這一信息發布的時間因個案有所差異。從總體上說，在網上關注較多的案件，公布的時間較為及時；而公眾不太關注的案件，則紀檢部門公布信息的緊迫感不夠。

劉鐵男案則是個例外。2012年12月6日，媒體人羅昌平通過微博實名舉報劉鐵男。當天下午，國家能源局新聞辦公室回應稱羅造謠，并表示將報警處理。此后，劉鐵男一直以能源局局長身份參加各種活動。

2013年1月30日，羅昌平在微博上稱，中央有關部門已就其實名舉報一事立案調查。他后來澄清說，這是自己的“以詐施壓”術，希望能以此推動調查進程。

2013年3月，劉鐵男在新一輪機構整合中落選國家能源局局長，但留任發改委副主任。到了2013年5月12日，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信息稱，劉鐵男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從羅昌平實名舉報到中紀委宣布調查，耗時5個多月。羅昌平說，他在這一過程中“備受煎熬”。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分析88個案件標本發現，在所有的線索來源中，情婦實名舉報信息公開的速度最快——不僅開始調查時公布，立案時公布，在調查的各個階段也有公布。媒體人的實名舉報速度則次之。

此外，在信息公開的速度上，網上舉報相對于傳統舉報要快一些，實名舉報相對于匿名舉報要快一些。由此可得出結論：紀檢部門信息公開的速度，與其所承受的輿論壓力成正比。

相對于開始調查時的信息公開，紀檢部門調查過程中的信息公開則更為欠缺。《中國新聞周刊》搜集的88個案例中，在紀委的調查階段，通常是只在開始調查時公開一次，此后再無消息。

這是個漫長的、沉默的調查過程，給了各種傳言充分的傳播空間。李春城在2012年12月2日被帶走，12月6日新華社發布了“接受組織調查”的消息，此后又在2013年1月19日中紀委的一次發布會上宣布立案，此后的9個多月再無消息。在這一過程中，不論是在四川官場還是在網上，都流傳著各色版本的傳言，包括許多種版本的“官商勾結”，還有許多版本的“官官勾結”。在案件的結果最終公布之前，民眾已經從這些傳言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判斷。這樣一來，相關部門等于把最大的一塊輿論陣地，客觀上讓給了傳言。

在網絡傳播的背景下，紀檢機關應該改變過去關門辦案的觀念，建立一種階段性公開的機制——在案件調查的各個節骨眼上，比如帶走、立案、移交司法等環節，除非確需保密，應盡量給民眾一個交代。(記者/韓永實習生王妍、王詩藝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