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關于經濟工作的重要論述

站在復興大業更高起點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關于經濟工作的重要論述

善于把握大勢，運用底線思維，著力質量效益，保持調控定力，深化改革開放……習近平同志關于經濟工作的這些重要論述，只要堅持不懈地貫徹下去，將為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順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打下堅實的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篇大文章”，“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繼續把這篇大文章寫下去”。

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牢牢抓好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協調推進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設。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圍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立足提高質量和效益、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內容豐富，思想深刻，直接體現在五大方面。

善于把握大勢，

搶抓機遇，順勢而為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善于把握大勢，緊跟時代潮流，是我們做好包括經濟工作在內的一切工作的基礎。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在論述經濟工作時也多次提到“大勢”這個詞。

比如，他講：“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大勢所趨，刻不容緩”；“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乃大勢所趨”；改革開放“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創新驅動是大勢所趨”；等等。

他強調，領導工作必須“善于觀大勢、謀大事”，“事物都是不斷發展、相互聯系的，只有眼界非常寬闊，正確認識和積極順應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黨和國家面臨的大事，才能把握工作主動權，跟上時代前進步伐，推動事業順利發展。”

那么，當前我們面臨什么樣的世界大勢和中國大勢呢？從國際方面來說，求和平、謀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促合作、圖共贏成為各國人民的普遍愿望；從國內情況來看，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國家面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人民群眾還有對美好生活的新期盼和新向往，在新的起點上繼續奮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加快推進現代化是我們的歷史新使命。

綜合國際國內情況，習近平明確概括指出：我們“要善于把握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國際大勢，善于把握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內大勢”，我們要“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時代前進潮流中把握主動、贏得發展”。

具體到經濟方面來說，觀察國際經濟大勢，必須聯系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習近平指出，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具有長期性，國際市場爭奪更趨激烈，必須順勢而為、轉變思路，大力推進改革創新，贏得在經濟發展上的主動和國際競爭中的主動。

從國內經濟大勢來說，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經濟形勢做出了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重要判斷：

所謂增長速度換擋期，就是我國經濟已處于從高速換擋到中高速的發展時期；所謂結構調整陣痛期，就是說結構調整刻不容緩，不調就不能實現進一步的發展；所謂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初期，我們實施了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現在這些政策還處于消化期。

“三期疊加”的重要判斷，為我們制定正確的經濟政策提供了依據。

在對國際國內經濟大勢的判斷中，我們對戰略機遇期的認識也不斷深化。習近平明確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沒有變；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要搶抓“新機遇”的重要思想。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正在發生變化。

在國際環境方面，在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的形勢下，習近平指出，我們面臨的機遇，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我們必須深刻理解、緊緊抓住、切實用好這樣的新機遇，因勢利導、順勢而為，努力在風云變幻的國際環境中謀求更大的國家利益。

從國內環境來說，習近平指出，現在，我們站在了更高的起點上，我國發展仍然具備難得的機遇和有利條件，主要表現為經濟社會發展基本面長期趨好，國內市場潛力巨大，社會生產力基礎雄厚，科技創新能力增強，人力資源豐富，生產要素綜合優勢明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不斷完善。這就是我們當前面臨的國際國內新機遇。

只要我們自覺順應國際國內經濟大勢，把握住我國經濟處于“三期疊加”階段的特征，緊緊抓住我國發展面臨的新機遇，乘勢而上，順勢而為，及時采取有力戰略舉措，就一定能推動我國經濟發展不斷上新臺階，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

堅持底線思維，

穩中求進，穩中有為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在“三期疊加”的新時期，我國發展既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機遇，同時也面臨著很多新問題、新矛盾。

主要是經濟運行存在下行壓力，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嚴重，保障糧食安全難度加大，宏觀債務水平持續上升，結構性就業矛盾突出，生態環境惡化，食品藥品質量堪憂，社會治安狀況不佳等突出問題仍沒有緩解等等。

面對這些風險和挑戰，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牢牢把握穩中求進、穩中有為的工作總基調。

習近平指出，我們既要正視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又要看到具備的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既要堅定必勝信心，又要增強憂患意識。他特別強調要堅持“兩點論”，一分為二看問題。

2012年11月30日，他在黨外人士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我們要堅持‘兩點論’，一分為二看問題，既要看到國際國內形勢中有利的一面，也看到不利的一面，從壞處著想，做最充分的準備，爭取較好的結果。”

同年12月9日，他在廣東主持召開經濟工作座談會時又強調：面對錯綜復雜、快速變化的形勢，我們要“從壞處準備，爭取最好的結果，牢牢把握主動權”。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在此基礎上建立政策、部署工作，是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工作方法，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和科學方法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堅持這一科學方法論，并明確概括為“堅持底線思維”、“穩中求進”、“穩中有為”，為我們切實做好經濟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導方針。

為什么要強調從壞處準備，堅持穩中求進呢？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大國政貴有恒，不能隨便“翻燒餅”，那樣并不叫有魄力，相反是不穩當的表現。

這就要求我們在經濟工作中要堅持底線思維，全面認識和正確分析機遇和挑戰，未雨綢繆，加強研判，謀定而后動，在保持大局穩定的前提下，穩中求進、穩中有為。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各項經濟工作中，我們只有守住底線，方能在復雜形勢面前方寸不亂，保持大局穩定；只有從最壞處考慮，設想各種可能，方能有備無患，爭取主動，贏得最好結果。反之，如果我們只看到有利條件和機遇，對風險和困難估計不足，冒冒失失，盲目從事，則很可能欲速而不達，不僅好的結果沒有達到，現有的成果也可能付諸東流。

在實際工作中，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強調要保持宏觀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強調要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要牢固樹立生態紅線的理念；要保持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完善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要注意防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等等，這些都是“穩”的表現。

當然，從壞處準備不是一味的謹小慎微，更不是說不要前進，而是說要增強風險意識和憂患意識，做到在穩固的基礎上更好地前進。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那樣，我們既要切實增強憂患意識，充分做好應對各種復雜困難局面的準備，又要牢牢把握重大調整機遇，積極有為，創新求進。

比如，他在強調穩扎穩打、步步為營、促進經濟社會大局穩定的同時，還強調要為全面深化改革創造條件，積極推動改革，勇于突破創新，以改革促發展、促轉方式調結構、促民生改善。他指出：“穩”也好，“改”也好，是辯證統一、互為條件的。一靜一動，靜要有定力，動要有秩序，關鍵是把握好這兩者之間的度。

在實際工作部署中，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強調：要統籌考慮穩增長、控通脹、防風險、調結構、促改革；要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思路；要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方向、力度、節奏，使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守住穩增長、保就業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脹的“上限”，在這樣一個合理區間內，要著力調結構、促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這樣的政策選擇既“有守”又“有為”，充分體現了“兩點論”、底線思維的方法論和穩中求進、穩中有為的總要求。

事實證明，堅持底線思維，堅持穩中求進，是一個既積極又穩妥的方法，既能保持大局穩定，防控各種風險，又能實現持續發展，增強發展后勁。因此，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繼續強調，做好2014年經濟工作，最核心的是要堅持穩中求進、改革創新。

著力質量效益，加快經濟結構

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習近平指出：“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是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經濟工作“要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活力和動力”。他強調，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把推動發展的著力點轉到質量和效益上來，下大氣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這其中，有幾大亮點值得一提：

其一，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主線，是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習近平指出：“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大勢所趨，刻不容緩。國際競爭歷來就是時間和速度的競爭，誰動作快，誰就能搶占先機，掌控制高點和主動權；誰動作慢，誰就會丟失機會，被別人甩在后邊。”中央作出我國正處于結構調整陣痛期的重要判斷，充分說明了結構調整的緊迫性。

其二，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重點是化解產能過剩，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習近平強調，要充分利用國際金融危機形成的倒逼機制，積極推進產能過剩行業調整，堅決遏制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要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機結合起來，堅持通過市場競爭實現優勝劣汰。同時，要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支持服務業新型業態和新型產業發展，加快傳統產業優化升級，扎實推進產業結構轉型。

其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強化創新驅動。

習近平指出：“從全球范圍看，科學技術越來越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創新驅動是大勢所趨。”“一個國家只是經濟體量大，還不能代表強。我們是一個大國，在科技創新上要有自己的東西。”

他強調，我們這么大的國家，不能做其他國家的技術附庸。我們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和創新，但不是什么東西都可以引進，“關鍵技術要靠自己”。

從國內情況看，如果粗放型的發展方式得不到根本改變，我們的人口、資源、環境壓力也越來越大，“我國經濟發展要突破瓶頸、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根本出路在于創新，關鍵是要靠科技力量”，“創新驅動是形勢所迫”。因此，習近平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決定著中華民族前途命運。”

“即將出現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為我們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了難得的重大機遇。機會稍縱即逝，抓住了就是機遇，抓不住就是挑戰。”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培養和吸引人才，推動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真正把創新驅動發展作為面向未來的一項重大戰略落到實處。

其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

習近平指出：“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他強調：要“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更加自覺地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

其五，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一個重要方面是推進新型城鎮化。

城鎮化是我國內需的最大潛力，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是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因而是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重要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新型城鎮化”的理念，強調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核心是以人為本，關鍵是提升質量；它是堅持“四化同步”的城鎮化，是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的城鎮化，也是體現生態文明理念和凸顯文化傳承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規劃的實施，必將助推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提高。

保持調控定力，

使經濟增長處于合理區間

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必須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而調結構、轉方式在一定時期內又必須犧牲一點速度。如何正確看待和處理這一矛盾？在這方面，習近平在國內講話和對外賓介紹中國經濟形勢時，提出了很多重要觀點，強調保持經濟增長的合理速度，保持調控定力，使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

其一，要全面認識持續健康發展和生產總值增長的關系。

經濟發展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經濟增長。習近平在多個場合指出：不能把發展簡單化為增加生產總值，在評價工作和考察干部時，不能一味以生產總值排名比高低、論英雄。他強調，要努力實現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會帶來后遺癥的速度。要加快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不斷增強發展的質量、效益和后勁。

其二，我國經濟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

這是習近平2013年4月8日在同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的中外企業家代表座談時表達的觀點。說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維持超高速帶來的資源、能源、環境壓力太大，事實上是不可持續的；說不必要，主要是我們在提出中長期發展目標時就充分進行了測算，實現我們確定的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夠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經濟增速。

其三，我國經濟完全有可能保持較高的增速。

針對中國“經濟崩潰論”等各種不看好中國經濟的觀點，習近平強調：“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因素很充分。我們對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抱有信心。中國不會落入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綜合分析國際國內大勢和環境，他指出，我國經濟具備健康持續發展的基礎條件，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仍將處于發展的上升期，前景十分廣闊，這主要是由于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帶來的發展空間還很大，社會生產力技術雄厚，生產要素、綜合優勢明顯，體制機制也在不斷地完善，同時“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理想，也將給中國的經濟源源不斷地注入新的活力、動力。所以經過努力，我國經濟增速完全有可能繼續保持較高的水平。

其四，主動調控，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

1979～2010年的32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率超出10%（含10%）的年份就有16個。而2011年我國經濟增長率為9.3%，2012年為7.8%，2013年上半年僅為7.6%。對此，習近平指出：2013年上半年主要經濟指標處于年度預期目標的合理區間，經濟社會發展總的開局是好的。“速度再快一點，非不能也，而不為也”。

“中國經濟增速有所趨緩是中國主動調控的結果”，“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長遠發展問題，必須堅定推動結構改革，寧可將增長速度降下來一些。任何一項事業，都需要遠近兼顧、深謀遠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式的發展是不會長久的。”

就是說，只要經濟增速處在合理區間和預期目標內，就不要再為速度而糾結，而要下大力氣加快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下大決心通過改革、調整和創新，來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什么叫經濟增長率的合理區間？就是既不沖出“上限”，又不滑出“下限”。“上限”就是防止通貨膨脹，“下限”就是穩增長、保就業。根據這一要求，經濟學家預測，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上下限分別為9%和7%，我國正處于經濟發展從高速向中高速過渡的增長速度換擋期。

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強調，在這一換擋期，我們要保持調控定力，穩中有為，把握好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和宏觀政策的黃金平衡點；要不斷完善調控方式和手段，堅持宏觀經濟政策連續性、穩定性，提高針對性、協調性；要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方向、力度、節奏，根據經濟形勢變化，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和微調，使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

深化改革開放，

釋放發展的強大動力

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后不久，習近平就來到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廣東調研，強調：“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我們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步伐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他號召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不久，他又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指出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和正確方法論。

其一，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決破除各種體制機制障礙。

2012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同時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

2013年7月，習近平在湖北考察時系統總結了全面深化改革要把握的“五大關系”，即：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系、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并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的六大問題。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綱領性文件。就經濟方面來說，《決定》各項政策的逐步細化和具體實施，必將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進一步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和障礙，為經濟發展增添更大推動力。

其二，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多次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上，芝麻開門，這門已經開了你就關不上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乃大勢所趨，中國順應了這樣一個時代潮流，堅定不移對外開放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動力。”

他說：現在“不是要不要開放的問題，而是怎么使我們的開放水平更高的問題”。他強調，必須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創建新的競爭優勢，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其三，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的一個重要戰略步驟，就是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中的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對此，習近平多次強調，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愿通過協商妥善解決同有關國家的經貿分歧。

為積極推動建立均衡、共贏、關注發展的多邊經貿體制，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2012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2013年10月，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強調：“我們將統籌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推動同周邊國家互聯互通。”

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一個具體步驟，是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2013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籌備工作匯報；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范圍包括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自由貿易試驗區探索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重點在投資準入、服務貿易、金融等領域擴大開放。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要把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好、管理好，同時“在推進現有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決定》還提出“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大思路。2013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注重制度建設和規則保障，加快推進自貿區談判。

其四，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的另一個戰略舉措，是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2013年9月，習近平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提出與中亞國家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10月，他在訪問印度尼西亞時，又提出與東盟國家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

這兩個戰略構想交相輝映，一個著眼于大陸，一個著眼于海洋，一個著眼于歐亞，一個著眼于東南亞，都以周邊國家為基礎同時對其他國家和地區開放，都貫穿平等協商、友好交流的精神，提出之后都在國際國內引起強烈反響。

發展合作的重要基礎，是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

2013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抓緊制定戰略規劃，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加強海上通道互聯互通建設，拉緊相互利益紐帶。”可以預見，在兩大戰略構想指引下，我們的對外開放和交流合作必將進一步地得到擴大，必將進一步促進共同發展，造福各國人民。（戚義明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