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司機成“隱形特權人” 權力尋租呈現怪異生態

何勇海

評判

權力尋租呈現怪異生態

司機作為官員“身邊的人”，與官員走得很近，這一點不難理解。而正是因為司機與官員走得很近，司機對于官員“臺面上”與“臺面下”的活動都了如指掌，也就決定了司機往往是官員身邊最值得信任的人，司機與官員的親密關系也就越發“良性發展”，不少司機在擔任官員司機一職的同時，事實上還兼任官員的“生活秘書”這個角色。一些無良官員為了實現自己“上不了臺面”的私欲與私利，往往會指使司機去完成。而司機為了表示自己對官員的忠心，也樂于去實現領導不便出頭露面的企圖。

也正是因為官員與司機關系親密，人們在“照顧”官員的同時，往往也少不了會“照顧”司機一份。與夫人吹枕邊風類似，有時司機甚至可以通過吹“方向盤風”來影響官員在人事等重要方面的決策。諸如此類的情況，決定了司機完全可以“狐假虎威”地進行權力尋租。與此同時，因為官員將司機視為心腹，也會通過各種方式照顧司機的利益?？傊?，司機與官員大多會形成或緊或松的“伴生”關系。

司機與領導的“共生共榮”關系，司機可以“狐假虎威”地進行權力尋租，甚至可以飛揚跋扈作威作福，充分暴露了當前某些地方和部門官員權力已經大到了“一手遮天”地步。領導司機權力尋租呈現官場怪異生態，從這個角度來說，“將權力關進籠子”確實大有必要，也說明“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還有待大力推進。

周建邦

建議

不妨對照線索順藤摸瓜

在這名領導司機自曝收入的清單里，我們可以清晰看到有“顯性收入”、“隱性收入”還有各種“信息費”。顯性收入往往是表面的功夫，就是那些基本的工資和績效等綜合。這些收入沒有任何讓人羨慕的成分；而那些“隱性收入”和各類“信息費”就成為一種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之所以告人，就是因為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強，迫使這樣的“黑洞”消失掉。我們不妨這樣進行一個小小的類比，那就是假設領導司機的各種“隱性收入”和“信息費”只是“冰山一角”，比如占據10%的比例。那么，剩余的90%的“隱性收入”和“信息費”又分配到哪里了？這就是問題的真正價值所在。

“領導司機自曝收入”，除了說明收入的不透明可以導致最終的腐敗之外，也說明了兩點問題。一是只要通過透明化運作的打擊模式，腐敗的溫床就會被消滅掉；二是腐敗的溫床根源就在于不透明的規則運行。而在這樣的基礎上，在領導司機的收入之外，領導的收入到底是多少就成為一個問題的核心點。當然，這樣的聯想必須建立在客觀實際的基礎之上，那就是這樣的聯想必須分開領導的不同地區不同級別不同的人品等。畢竟，并非所有的領導都有著這樣的司機，也并非所有的司機都能夠獲得這么多的“隱性收入”，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名司機的領導應該沒有獲得比司機少數倍收入的機會。

所以說，在領導司機自曝收入的信息里，為何不對這名司機的領導進行一個詳細的調查，對于這名司機所在的地區進行一個調查，對于這名司機領導同一個級別的領導進行一個調查。如此一來，領導司機的自曝收入無疑也就成為一條舉報的線索，說不定還能夠為中央的反腐投石問路。

王傳言

延伸

公務員姓公是基本常識

作為領導的司機，當然開的是公務車，馮曉銘的情況絕非個別，而是一種普遍現象。正因如此，公眾讀懂了中央出臺八項規定的良苦用心，讀懂了中央為啥對公務員尤其是領導干部打出了一系列組合拳。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眾從中央八項規定等各種規章制度中，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和希望，看到了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然而，對于中央打出的一系列組合拳，有人喊“官不好當了”，甚至拋出“官不聊生論”；有人說公務員不吃香了，公務員辭職已成潮流；甚至有媒體報道，公車的司機也出現了離職潮。事實果真這樣嗎？并非如此。

一者，如果“官不聊生”，為啥沒見多少官員主動辭職不干，為啥沒出現“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現代陶淵明？相反，很多人削尖腦袋也要混個官來當，以至出現了湖南衡陽官員集體賄選的丑聞。

二者，誰說公務員辭職已成潮流，其實公務員僅是說說而已，誰真的辭職了？誰辭職誰傻瓜，有這么兩則報道耐人尋味：2月13日大河網報道，河南6成公務員想過辭職，但無1人踐行；2月20日《東方早報》報道，廣州人社局局長楊秦在廣州市人大分組會議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稱，不存在公務員退職潮。

三者，據2月23日新華社報道，隨著反“四風”持續推進和公務車改革進入“深水區”，公務車司機工作、心理狀態變化明顯。湖南確實有公務車司機辭職的現象，但出現“離職潮”的說法，還是有些言過其實。

之所以出現“官不聊生”、公務員辭職潮、公車司機離職潮等傳言，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有些人對八項規定等制度還不理解，甚至抱有抵觸情緒；二是沒有搞懂公務員姓公、領導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等基本常識，沒有打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