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西方民主在泰國的失效

中新網6月2日電(凌朔) 泰國人恐怕是東南亞最以“民主”為豪的國家了。但當民主在泰國拉動經濟、提振實力、改變面貌、一路凱歌至新千年之后，卻突然失效。當泰國人希望用西方民主最王牌的選舉制度來解決政治矛盾時，卻發現民主的功能不僅退化，而且阻滯著社會發展，加劇了社會隔閡與分裂。民主，在泰國，究竟怎么了？

一路艱難的民主

泰國人是最早吸納民主概念的東南亞國家之一。在曼谷王朝拉瑪四世和拉瑪五世執政期(1851-1910)，泰國的統治者就開始有計劃地向西方國家取經，引入西方的民主思想。到了1932年，一場政變結束了泰國的封建制度，開啟了君主立憲制下的立憲民主體制，開啟了憲政民主時代。

但形式上的民主與傳統的碰撞持續了半個多世紀。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泰國才真正結束軍人統治，威斯敏斯特體系的議會制才在泰國真正發揮功能。但1990年的軍事政變和次年的“五月慘案”又一次顯現出泰國傳統軍人政治勢力的反撲，西方民主在泰國仍處于水土不服的階段。

90年代后期是西方民主在泰國積極演化為常態的黃金時期。在這一階段，泰國政治平和，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普遍安定。直至1997年索羅斯在泰國大搞一把并引發亞洲金融風暴，西方民主的脆弱性才再一次被放大。那一年，泰國政壇震蕩，黨派分分合合，財閥政治和集團政治演繹出各種民主版本，各說各話，各持己見。進口民主和土生政治難以融合，致使國家發展黨等一批老牌政黨退出江湖，各派政治勢力如散兵游勇一般游弋于政壇內外。

他信·西那瓦2001年上臺執政，摒棄了精英政治，放棄了從前與大財閥、大集團合作的政治傳統，改走草根路線。由于他信本人富甲天下，他不再靠拉攏財閥才賺取政治人氣，而是打壓財閥精英來為自己的草根政策埋單。他信深知，一個財閥的財富雖然可抵一個選區的選民，但在投票中，卻是人手一票，對于政客而言，“種草”意味著鞏固自己的“后花園”。

至此，精英與草根對立，兩大集團生成，兩大陣營開始比拼。

難有作為的民主

反他信集團的構成很明確，包括城市中產階級，財閥利益集團以及老牌政黨民主黨等一些在政治上有反他信訴求的政治集團。自2005年他信以絕對優勢贏得選舉、成為泰國歷史上第一位獲得連任的總理后，反他信集團發現，他信在壟斷泰國政治，他靠財富拉攏其他黨派議員，令一些政治人才轉黨投身自己的政治集團下；他靠政策收買選民，令其他黨派哪怕全面聯合也無法分羹；他甚至靠立法為自己的利益集團鋪路，使他信集團出現了想做什么做什么的局面。

反他信集團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西方民主體制中最精髓的工具——選舉。選舉被認為是表達社會偏好的方式，“社會選擇”和“民意”被認為是最公平的抉擇。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反他信集團發現，由于他信牢牢掌握占選民大多數的草根階層，在投票過程中，無論精英階層如何游說，草根只認定他們的實惠，并不能認清他信執政理念的本質。所以，當他信2006年初迫于街頭集會壓力之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重新選舉的方式。結果，他在那一次國會選舉中獲得500個議席中的497個，令反對派徹底瞠目。即便是2006年軍事政變后，反他信集團修改了憲法的諸多條款，限制了他信集團的勢力，但在隨后的選舉中，他信集團仍然贏得選舉。選舉，在反他信集團看來，不僅不能發揮民主的作用，相反，成為他信攬權的工具。

不能自救的民主

在選舉失效后，反他信集團選擇了西方民主的另一種表現，集會和游行。在大財閥支持下，反他信集團搞了數年集會，靠社會影響力來給政治施壓，這便是泰國獨有的“街頭政治”。這些自稱是“民主化身”的黃衫集會者占道路、搶機場、攻機關，在過去幾年內使盡各種方式來對付他信政權以及他的代言政府，卻最終也“培養”出他信集團的反集會街頭力量紅衫軍。另外，以英拉政府為例，這屆政府對反政府集會采取完全避讓、不予理睬的策略，集會這種方式到頭來只會鬧出個人財兩空草草收場的結局。

反他信集團在“民主手段”用罄后，轉而投向一些獨立機構，施加影響，包括三大法院、選舉委員會和上議院。過去幾年間，三大法院裁決出不少對他信集團不利的案子；選委會做出過不少對他信集團參選不利的決定；上議院則拋出過不少彈劾議案。但這些在民主框架內的權力機構非但未能清除他信勢力，相反，把泰國民主政治帶入一個死胡同。

此刻，軍方接入。陸軍司令巴育在發動5·22政變后解釋說，政變原因有三，其中一條就是泰國的民主無法繼續進行下去，需要軍方干預，重新洗牌、洗局后再來。姑且不論軍方借口是否充分，但在短期看，如果不政變，泰國政治勢必就此僵化，演化為內戰也不無可能。從這個角度分析，政變，竟然成了泰國民主屢屢不能自拔時的一種“泄力”方式。

民主和政變看似是一對矛盾體，但卻在泰國交替上演了許多年。泰國人對政變看怪不怪，甚至有些“歡迎軍人來攪局”的念頭，這無非說明，普通民眾對民主的寒心。《泰叻報》等泰國媒體最近也在廣泛討論為何民主在泰國如此遭遇，其中原因之一被歸結為“我們過于相信民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