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6月8日電 (記者 杜燕)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8日表示,中國的各地提出的防治大氣污染措施是“末端治理”,沒有消除污染物排放的源頭。政府職能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模式需要轉變,歸根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將防治大氣污染計劃落到實處。 第八屆中國北京國際節能環保展覽會8日在北京開幕。這是吳敬璉在參加當天下午舉行的2014中國(北京)清潔空氣暨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國際研討會時指出的。 吳敬璉在會上表示,中國環境問題面臨嚴峻挑戰,多年積累的環境破壞問題在2010年突出表現出來,土壤、水和空氣等人類生存的基本環境受到嚴重威脅。他認為,中國現在要做的事,是如何才能有效實施計劃和達成減排目標,且最好能提前實現。 他指出,迄今為止,中國各地提出的大氣污染防治措施,比如采取提高燃油質量、提高汽車排放標準等技術手段,在經濟學上稱為“末端治理”,因為沒有消除污染物排放的源頭,所以事倍功半。 他認為,污染物排放過量的源頭在于靠投資驅動實現GDP高速增長的粗放經濟增長模式,它造成了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城市結構扭曲,最終導致污染物的過量排放。“只有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才能消除污染物過量排放的源頭。” 吳敬璉又指出,更加深層的原因,是政府對于微觀經濟干預過多,監管不力;政府越位干預,鼓勵了高污染產業和超大城市的過度發展;政府缺位,意味著糾正負外部性的作用缺失。 他認為,必須實現政府職能轉變,讓政府從微觀經營活動中退出,專注于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彌補市場失靈,推動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 吳敬璉指出,加快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和轉變政府職能是實現防治大氣污染計劃的基礎,這兩項任務的實現又最終取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而目前有很好的條件,因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部署”。 當天的研討會上,瑞典環境科學研究院資深科學家漢斯·馬丁·費爾姆稱,二戰后,瑞典的硫排放增多,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達到頂峰,該國出臺措施并鼓勵領國與之一起減少排放。 他指出,治理大氣污染并不是一個單一的計劃,而是綜合行動,需要跨領域、跨部門地對污染物進行減排行動,以形成多重效應。 美國環保署環境政策分析資深專家石智銳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指出,治理大氣污染,首先要確定目標,制定跨部門、跨地域的綜合計劃,且在統一的目標下,各地區可以更具經濟發展差異確定排放限額,并嚴格懲罰機制,使違法成本遠高于守法成本,并鼓勵人們采取措施減排,這樣的綜合治理措施才能從根本上改善空氣質量。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駐華代表張世鋼指出,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面臨眾多環境問題,但也通過努力為南南合作做出貢獻,比如綠色建筑的技術和相關行業標準的成功經驗,已有一些亞太地區國家和非洲國家“示好”。 張世鋼透露,目前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正與北京就PM2.5治理進行評估與研究,相信北京的經驗以及中國在氣候變化、綠色經濟、污染治理方面的經驗具有國際意義。(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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