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民間對日索賠破冰 勝利終會選擇正義一方

13日，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在北京接受委托，全權代理“潘家峪村慘案”受害者全體遺屬和幸存者，在中國法院起訴日本政府。若能順利立案，這將是中國二戰大屠殺受害者首次通過國內法院集體控訴日本政府。

從1990年發表第一篇“民間對日索賠”萬言書，童增的重心就沒再偏離過這個主題，他也因此被眾多受害者稱為“恩人”和“民族英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

聚焦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若干問題，童增14日在北京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

潘家峪村國內“狀告”日本具里程碑意義

記者：潘家峪村在國內起訴日本政府，此事怎么定性？有何意義？

童增：這是大屠殺受害者在國內起訴日本的第一例，具有里程碑式意義。該案由基層組織潘家峪村在國內法院直接控訴日本政府，索賠金額60億元人民幣為當前對日索賠個案中最高，一則反映屠殺慘案給潘家峪村帶來的慘重災難，二則希望以此揭露日本篡改侵華戰爭歷史的丑陋面目，反制日本政府和右翼勢力的倒行逆施，追究日本應當承擔的罪行責任。

二戰后世界范圍內并未進一步追索日本戰爭責任，導致今天日本以極其荒謬的借口逃避對中國民間和個人受害者的訴訟賠償責任。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道路始終不平坦。

如果此次潘家峪村國內狀告日本能順利立案，將是對國際法的一次重大貢獻，具有重大示范效應。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困境開始打破

記者：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困境是什么，是否有突破？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法院從日本轉移到國內，有何意涵？

童增：基于主客觀因素，從1995年到2007年，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大多選擇在日本法院。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被動態度和重重設障，訴訟案件幾乎全部遭駁回或敗訴。日本政府實際上關閉了在日本司法解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問題的大門。

2005年左右，我們開始尋求將訴訟地轉移到國內。2006年起，山東、河北、重慶、浙江等地的一些二戰受害者將訴訟材料遞交給當地法院，但均未獲受理；其重要原因是中國法律并未有關于戰爭賠償方面的規定。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20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交提案，建議全國人大立法支持民間對日訴訟。

今年3月18日，二戰擄日中國勞工及遺屬狀告日本企業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正式立案，這是中國法院首次受理擄日勞工訴日企案。這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路上的重要轉折點。相信未來會有更多類似訴訟在國內展開。

此次“潘家峪村慘案”在國內訴訟，是大屠殺幸存者第一次拿起法律武器，要求日本國謝罪賠償。這是大屠殺受害者對日索賠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也說明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開始破冰，走出困境。

中國從未承諾放棄民間對日索賠

記者：日本拒絕承擔責任的最大理由是中國政府1972年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戰爭賠償，您如何看？

童增：作為兩國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標志，1972年9月中日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其第五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不過，中國政府的這項承諾僅僅指的是政府索賠，而并不包括也不影響中國民間和個人的對日索賠權利。上世紀90年代，中國多位領導人對此已多次闡明立場。

根據國際法規則和國際慣例，《中日聯合聲明》第五條承諾放棄的只是中國政府對日本的賠償要求權，并非中國國民個人對日本方面的賠償要求權。

中華民族是一個以德報怨的民族，“哪怕你做錯了事情，我都可以原諒”，然而事實看來，我們越是友好、忍讓，越是助長了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氣焰。所以，今天我們要通過民間索賠，幫助日本恢復歷史記憶，阻止其開歷史倒車，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后國際秩序。

同為二戰戰敗國，日本應該向德國學習。1952年，雖然法國政府宣布放棄對德國的戰爭賠償要求，但當時的西德政府仍然對二戰期間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賠償。

公開“血淚”檔案鐵證日本侵華史

記者：中國陸續公開有關日本侵華罪證的文件檔案，您個人也在年初公開萬封信鐵證日軍罪行，相關史料的公開有何意義？

童增：日本侵華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是中華民族刻骨銘心的記憶，但日本選擇了“失憶”，甚至美化侵略，粉飾罪惡，蒙蔽國民。中國政府公開日本侵華檔案，向世界鐵證日本在中國犯下的反人道、反人類、反文明罪行，是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的具體工作，是世界對反法西斯戰爭進行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從1991年到1993年，我陸續收到一萬余封控訴日本侵略者暴行的信件，寄信人遍布海內外，寫信的有受害者本人、也有受害者親屬，涉及領域包括細菌戰、慰安婦、強征勞工、大轟炸、大屠殺等。

二戰期間，中國至少有20萬以上婦女被迫淪為慰安婦，至少有41758名中國勞工被強擄充當苦力，而細菌戰、大屠殺中的死難者，數目之多則已無法統計。與統計數字相比，這萬封“真人真事、字字血淚”的書信拼在一起，就是日本侵華罪行最真實的全記錄。

隨著時間的推移，信中的戰爭“活證人”相繼含恨離世，我選擇今年公開這些包含血淚的控訴信，用成千上萬中國普通家庭的悲慘記憶，為歷史作證。

日本政府必須承認罪惡，承擔責任，牢記歷史，以史為鑒，這是日本唯一自救之道，也是避免戰爭悲劇重演的必經之路。

堅持搶救真相、討回公道

記者：堅持對日索賠20多年來，有什么特別感慨？

童增：20多年來，越來越多受害者離開我們，越來越多受害者聯合在一起，勇敢地用活生生的歷史，為死難同胞討公道。過程比結果重要，我們會堅持搶救真相、討回公道。

20年前，日本社會對于當年的戰爭罪行缺乏最起碼的認識，普通日本民眾心中根本就沒有“賠償”的概念。如今，越來越多有良知的日本媒體、民眾了解了侵華戰爭的真相，選擇支持我們。日本數百位律師成立了“中國人戰爭受害要求索賠律師團”，十多年來無償為中國受害者提供法律和資金協助；10萬日本人曾簽名支持中國受害者在日本的訴訟。

過去的幾十年，中華民族沒有抓住要求日本賠償民間損失的歷史時機，今天正在經歷全面崛起的中國，有能力來完成這個歷史使命。盡管日本安倍政府裹挾著日本走向危險的不歸路，但勝利終究會選擇正義的一方。(記者 任沁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