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戰到二戰：遺毒不清，貽害無窮

新華網北京７月２７日電（記者錢彤、劉華）百年前，一戰爆發。百年后，人們仍在思考其緣由和影響。歷史告訴我們，戰爭是魔鬼和夢魘，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和痛苦，必須高度警惕；和平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必須精心維護。

（一）

１００年前的７月２８日，奧匈帝國以其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在薩拉熱窩遇刺為由，向塞爾維亞宣戰。同盟國與協約國兩大軍事集團進入全面對抗局面，是為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是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影響全球后的大戰。戰火席卷歐、亞、非三大洲３４個國家和地區。４年烽煙，約１０００萬人在戰爭中喪生，２０００多萬人受傷。一場帝國主義爭霸戰爭，將人類拖入災難的深淵，人類經濟發展最精華的地區，無數城市、鄉鎮、工廠、道路因之化作廢墟。

時隔僅２１年，傷口剛剛愈合，傷痛尚未褪去，更大規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爭像一臺巨型絞肉機，吞噬了六七千萬生命，受傷人數更是數以億計。直至１９４５年，戰爭以反法西斯國家和世界人民戰勝法西斯侵略者、贏得和平而告終。

（二）

回溯歷史，除了感慨戰爭的殘酷、譴責黷武者的罪惡，戰爭爆發的原因似乎更引人深思。從一戰到二戰，一個值得吸取的教訓就是，戰爭的禍根遺毒必須清除，否則必將貽害無窮。這一點，對處理當今國際關系仍不失為重要鏡鑒。

一戰結束后的１９１９年，獲勝方協約國集團在法國召開巴黎和會，簽訂《凡爾賽和約》。整個會議被英、法、美三國把持，它們與日本、比利時、澳大利亞等國瓜分了同盟國集團此前的勢力范圍。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利益，則淪為犧牲品。

和會上，英、法、美列強毫不掩蓋對侵略擴張的支持和對殖民統治的維護，更加凸顯了一戰作為爭霸戰爭的本質。以分贓為目的的“和會”與“和約”，注定無法徹底清除引發戰爭的根源、實現真正持久的和平，卻為德、日法西斯后來發動二戰埋下禍根。

巴黎和會和《凡爾賽和約》雖對德國提出嚴苛的懲罰條款，但頗有“色厲內荏”之嫌，未能真正執行。協約國各方針對如何處理德國分歧嚴重，尤其是英國極力維護德國以制衡戰時的盟友法國，導致賠償沒有執行機構，裁軍沒有查證制度。基辛格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指出，和約將戰爭責任完全歸咎于德國，有失公允招致不滿，卻又未能削弱其地緣戰略優勢、讓其徹底屈服，這“其實不是在建立國際秩序”。

日本在一戰爆發之初即對德國宣戰，但它未派一兵一卒到歐洲戰場，而是在遠東趁火打劫，奪取太平洋德屬馬紹爾群島等地，侵入中國領土膠東半島，從德國手中奪得對青島的控制。巴黎和會上，列強全然不顧中國的協約國地位，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交”日本。

對于巴黎和會和《凡爾賽和約》的安排，一戰時的法軍元帥、協約國聯軍在法總司令費迪南德·福煦的評價可謂一語中的：“這不是和平，只是休戰２０年而已。”

接下來２０年里，一戰的遺毒持續發酵，形勢一步步朝著福煦預言的方向發展：

——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希特勒利用德國民眾對和約的不滿和經濟衰退的怨氣，煽動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承諾帶領德國找回大國自信，逐漸贏得支持，并于１９３３年１月出任德國總理。

——１９３３年，德國納粹修改１９１９年魏瑪憲法，通過了《授權法》，賦予希特勒不經國會同意即可頒布法律、對外締約等權力，這部新法成為希特勒對內進行獨裁統治、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法律基礎；隨后，德國退出在《凡爾賽和約》基礎上誕生的國際聯盟和當時還在舉行的裁軍會議。

——１９３５年，希特勒以遏制蘇聯日益強大的軍事力量為由，撕毀《凡爾賽和約》，重新恢復征兵制，公然建立德國武裝部隊。

一戰后的日本，不滿足于在巴黎和會上攫取的利益，愈發變本加厲，加快了對中國的侵略擴張。１９３１年，日軍占領中國東北三省，國際聯盟未能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１９３７年，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并在南京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與此同時，意大利也對巴黎和會的安排大為不滿，認為自己在一戰中作出犧牲卻未得到應有的回饋。１９３５年，墨索里尼派兵入侵埃塞俄比亞，次年將其吞并。“這一次，正像早些時候日本占領中國東北的事件一樣，國際聯盟再次未能采取措施懲戒恣意妄為的強國。”美國歷史學家帕爾默指出。

１９３７年，德、意、日三個法西斯政權國家結成政治軍事同盟，即三國軸心；１９３９年９月，德軍用閃電戰的方式入侵波蘭，英國和法國被迫倉促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三）

歷史是一面鏡子。愛好和平的人士回顧關于戰爭的歷史，是為了從戰爭中吸取教訓，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然而，總有一小撮人在看待歷史時硬要“逆向行駛”，制造有違史實和時代潮流的噪音，要么是危言聳聽，要么是別有用心。

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例子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今年１月舉行的達沃斯年會上，竟以一戰前的德英關系類比當前的中日關系，暗指隨著中國的強大，可能會與日本發生沖突。安倍說這話時莫不是忘了：無論是一戰還是二戰，都是日本在扮演十分不光彩的侵略者角色。

安倍此言，難免讓人想起一戰前歐洲政客們關于“戰爭必然爆發”的預測，而這種預期本身就成了引發戰爭的因素之一。

無獨有偶，安倍的副手麻生太郎去年７月更是發表了師法二戰前德國納粹政府、推動修改日本和平憲法的言論：“德國魏瑪憲法不知不覺地就發生變化，在誰都沒有注意的時候發生了變化，我們學習這種方式怎么樣？”

雖然不是“不知不覺地”，但日本當權者還是實現了修憲野心。今年７月１日，日本政府通過了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這意味著二戰后日本以專守防衛為主的安保政策發生重大變化。

日本“和平憲法”是二戰結束后美國為其制定的，它規定日本不得擁有軍隊、國家交戰權和集體自衛權，旨在防止日本軍國主義東山再起，可以說是戰后國際秩序和世界反法西斯勝利成果的重要體現。然而，出于冷戰需要，美國隨后改變了對日態度，支持日方成立保安隊和自衛隊，而包括二戰甲級戰犯岸信介在內的日本右翼勢力更是“不遺余力”，處心積慮強推修憲、重新武裝日本。

作為岸信介的衣缽傳人，安倍把修憲作為其“畢生使命”，尤其是前年第二次當選首相后一直圖謀修憲，以實現他的強軍目標，“奪回一個強大日本”。

美國《紐約時報》就此發表文章說，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從根本上改變了對戰后憲法的解讀，讓日本進一步背離了憲法中有關放棄使用武力解決爭端的原則。

觀察近來日本右翼政客的種種言行，不難發現，安倍政權“師法”二戰前德國的做法還不止于此：

——關于歷史認知，安倍說，東京審判是盟國方面以勝利者的判斷進行定罪的，從日本國內法看，那些被定為二戰戰犯的人并非戰爭罪犯，而他本人參拜靖國神社則是為了向“犧牲掉寶貴生命、為國捐軀的英靈，表示崇敬之意”。

——在日本政治右傾化加劇的背景下，安倍對民族主義情緒推波助瀾，同時力圖將自己塑造成一名強勢領導人，甚至在公開演講時口出狂言：“如果大家想把我叫做右翼的軍國主義者，那就請便吧。”

——在安全政策方面，安倍政府先后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首次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出臺新武器轉讓三原則，２０１３財年首次實現１１年來防衛預算實質增加，２０１４財年防衛預算再次增加２.８％。

——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政府置《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律文件于不顧，拋棄自身在二戰戰敗后曾經作出的承諾，妄圖永久非法侵占中國釣魚島，不僅對戰后國際秩序構成挑戰，更暴露了日方覬覦他國領土的殘余思想和野心……

（四）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重溫從一戰到二戰的歷史，不難得出以下啟示：

拼湊軍事集團，或是拉攏一方制衡另一方，無法贏得持久的和平；只有清除導致戰爭的政治根源、思想根源，才能避免戰爭悲劇的重演，而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則是維護和平正義的重要制度保障；二戰勝利成果和以《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戰后國際秩序，是以千千萬萬人的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絕不容許任何人蓄意挑戰、沖撞與破壞。

今日之日本，世人當擦亮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