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助力反腐進程“加速度”

柳旭影

10月27日刑法修正案（九）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對于其中“或將取消單純以具體數額作為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并保留死刑”的修改內容一時成為熱議的焦點。

此次修改是自1997年刑法全面修訂以來，首次提出更加注重貪污受賄罪的“社會危害性”，而取消了單純依據數額為標準。這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當下，是通過完善懲治貪污賄賂犯罪法律制度，助力加快推進反腐敗進程的務實之舉。

數量+情節，貪污受賄量刑避免數額“一刀切”

“罪以數額定輕重”——很容易被公眾所理解，無外是“數額越大，罪刑越重”，其在立法過程中，亦是一種更為簡單直白的方式。然而，人們都知道，為官之義、用權之責以致黨性政績都不是可以簡單用數額來物化衡量的。“數額”與“情節”并重，才是科學的量刑依據。

首先，貪污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既包括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又包括公共財產的所有權。這其中，有可以以數額量化的財產部分，也有體現在妨害國家法律、政策貫徹實施、腐蝕干部隊伍，以及敗壞國家機關威信和形象等方面的社會危害性，這些危害后果如果簡單地用數額來物化或衡量，則會導致個別案件“罪刑不適應”現象的發生。

其次，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單純考慮數額，也難以全面反映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例如原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受賄數額600萬，已被判處死刑，但有些案例貪污數額上億都沒有被判處死刑。這就是因為鄭筱萸任藥監局局長時，對藥品批號不嚴格掌握，致使很多假冒偽劣藥品流向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危害性。可見，如果單純以數額定罪，不僅會忽略了社會危害性，甚至會讓某些貪腐分子“重罪輕罰”，不利于依法從嚴懲治腐敗。

再者，各地經濟水平、個案具體情況以及所處現實環境迥異。法是社會的產物，也終將實踐于社會，現實中發達地區同欠發達地區在生活成本、工資水平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差距，那么就會在客觀上造成不同地區對量刑標準的把握也“因地制宜”，這就會在事實上造成司法標準不一，不利于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

與時俱進+科學完善，劍指法律自身“滯后性”

“時過境遷”常常被用來形容事態的發展與變化。社會是運動的，而法律不可能時刻反映出它的變化，便必然會滯后與現實社會。正如隨著網絡與大數據的方興未艾，網絡犯罪也招搖著向世人走來，國家相繼即出臺的一系列相關司法解釋，與時俱進地更新、修改、完善法律，正是破解其自身固有滯后性的靈丹妙藥。

97年至今，十余年發展巨變，經濟突飛猛進、環境日新月異，原貪污受賄罪數額中規定的“五千”、“五萬”等現在看來明顯偏低。另外，單純按照原法條數額的規定，如果數額已超過十萬，再沒有別的“門檻”，那么幾十萬跟幾百萬甚至上千萬體現在刑期上也沒什么大的差別，難免給了某些貪腐犯罪分子“空子”可鉆，于情于法均不合理。

所謂“順勢而為，應勢而變”，完善立法應以符合法律所調整事態的客觀規律作為價值判斷，保持與其規制事項發展相契合，由此不難看出，與時俱進是科學立法題中應有之義。

因此，刑法修正案九作出不再規定具體數額標準，而設定“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等三個法定刑檔次的修改，是在科學立法層面助力反腐的“提速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