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80%受訪者稱無法從用人單位按規定獲取加班費

勞動者維權成本高

上文中民意調查的一組數據很能說明問題——在勞動者權益受損時選擇妥協的原因中，60.4%的受訪者認為主要是由于用人單位太強勢，49.7%的受訪者表示是因為勞動保障部門保護力度不夠，45.6%的受訪者考慮到工作不好找不能因小失大，42.0%的受訪者認為由于法律缺乏可操作細節，28.3%的受訪者認為由于勞動者權利意識普遍不強。

“說到底就是勞動者維權成本過高，于是就出現了勞動者不愿維權、不敢維權的現象，這其實是一種對法律權威的漠視。”杜偉在幫助勞動者維權的同時，深感勞動者維權的不易。

杜偉表示，目前我國在立法的科學性上還存在完善空間，很多細節在操作時十分困難。比如法律對于“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定，對于勞動者群體而言非常困難，因為這些證據通常掌握在用人單位手中，在特殊案件中這一規定與《勞動法》初衷存在矛盾。“此外，根據《勞動爭議案件處理程序》，勞動爭議應當自勞動仲裁庭成立之日起60日內辦結。但現實情況是很多仲裁案件拖至3~5個月也無法辦結，仲裁部門、法院對于案件的超期辦理十分普遍。”杜偉說。

“勞動爭議、訴訟裁決周期過長，會增加勞動者在維權上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加之不可預期的維權效果，勞動者對法律不信任，于是不愿維權。”杜偉告訴記者，這樣的情形在低收入勞動者群體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無法確定的就業風險，成為勞動者不敢維權的最重要因素。”杜偉說，有些用人單位在行業內勢力大，在勞動者訴諸法律維權后，便會設置就業障礙，于是更多的勞動者害怕因小失大，會選擇息事寧人。杜偉認為，正是這些因素的存在，讓眾多企業置法律于不顧、公開侵害勞動者權益時底氣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