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傳播中媒介倫理的理性回歸

媒介倫理理論是經歷了“意見自由市場”“社會責任理論”“媒介責任管理”的不斷修正與演化發展而來的。法國著名哲學家、社會思想家福柯認為，“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脫離話語的事物都不存在，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一種話語關系，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在國際關系的博弈中，國家通過媒介構筑自己的話語體系，形成自己的影響力，這使得由話語建構的媒介環境成為了一種具有影響力的社會資源。在媒介全球化的今天，誰獲得話語權，誰就可能高效地推行國家外交政策，在國際博弈中占據有利地位。目前，世界各國都在關注國際傳播中關于國家議題的媒介形象問題，各國傳媒學者也正在將關于主流媒體與國家關系的研究向全方位、多角度視角延伸。但也應當看到，在國際傳播中，媒介在構筑話語權的同時亦需強化媒介倫理觀。

國際關系的良性發展需要媒介倫理的理性回歸

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學派在論述國際關系建設時基本都涉及了輿論因素。誠然，主流輿論的形成受諸如制度、價值觀、歷史文化傳統、技術等多種因素影響，而傳播媒介的存在為主流輿論的形成提供了相對溫和的土壤。對此，美國著名記者、專欄作家李普曼的觀點極具參考性。19世紀20年代，在以“輿論是由報紙形成”為主流思想的背景下，李普曼在媒介領域內闡述了報紙與輿論兩者之間的關系，并對其產生懷疑。在李普曼看來，倡導民主的人們認為報紙是可以治療自身傷痛的萬能良藥，但是若分析報道的性質、報業經濟基礎的話，報紙似乎并不完全可以說是導致輿論形成的手段，雖然它確實或多或少地在強調著報道的那個事實。于是，李普曼在其傳播學著作《公眾輿論》一書中提出了“擬態環境”的概念，在他看來，擬態環境是由傳播媒介在人與現實環境之間插入的由大眾傳媒形成的信息環境。

顯然，李普曼時代的媒介環境與現在迥然有異。今天，由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手機等多種媒體建構的媒介環境下，普通受眾能夠獲得來自世界范圍內自己無能力親眼所見、親耳所聽的信息，而獲得這些信息的渠道主要還是依靠媒體，傳統媒體及其新媒體以強大的新聞采集能力在民眾間占據主要地位。但由此衍生而來的問題是正如李普曼所說，我們得到的信息實際上并非是客觀現實環境的再現，而是經過傳播媒體選擇、加工以后向人們提供的擬態環境，而且這個擬態環境往往還要受限于“不是看了之后再定義，而是定義之后再去看”的刻板印象之中。普通的信息傳播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國際傳播。普通受眾想要了解國外的信息，獲取渠道基本是依靠本國的媒體，就把本國媒體的論點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客觀事實。當普通受眾意識不到這個問題時，往往把這種擬態環境當作是真實的客觀現實環境來接受，并以此來做出絕對真實的行為反應。

也就是說，媒體所傳遞的信息，將會在民眾中擁有強大的影響力，會深刻影響民眾的感知，形成民眾對事物的意見，甚至引導民眾的行為。而現代民主社會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能用輿論參與的方式影響國家政策，從而影響國際關系。為了維護國際關系的良性發展，我們需要呼吁媒體從業人員媒介倫理的理性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