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傳播中媒介倫理的理性回歸

媒介倫理理論是經歷了“意見自由市場”“社會責任理論”“媒介責任管理”的不斷修正與演化發展而來的。法國著名哲學家、社會思想家福柯認為，“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脫離話語的事物都不存在，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一種話語關系，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在國際關系的博弈中，國家通過媒介構筑自己的話語體系，形成自己的影響力，這使得由話語建構的媒介環境成為了一種具有影響力的社會資源。在媒介全球化的今天，誰獲得話語權，誰就可能高效地推行國家外交政策，在國際博弈中占據有利地位。目前，世界各國都在關注國際傳播中關于國家議題的媒介形象問題，各國傳媒學者也正在將關于主流媒體與國家關系的研究向全方位、多角度視角延伸。但也應當看到，在國際傳播中，媒介在構筑話語權的同時亦需強化媒介倫理觀。

國際關系的良性發展需要媒介倫理的理性回歸

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學派在論述國際關系建設時基本都涉及了輿論因素。誠然，主流輿論的形成受諸如制度、價值觀、歷史文化傳統、技術等多種因素影響，而傳播媒介的存在為主流輿論的形成提供了相對溫和的土壤。對此，美國著名記者、專欄作家李普曼的觀點極具參考性。19世紀20年代，在以“輿論是由報紙形成”為主流思想的背景下，李普曼在媒介領域內闡述了報紙與輿論兩者之間的關系，并對其產生懷疑。在李普曼看來，倡導民主的人們認為報紙是可以治療自身傷痛的萬能良藥，但是若分析報道的性質、報業經濟基礎的話，報紙似乎并不完全可以說是導致輿論形成的手段，雖然它確實或多或少地在強調著報道的那個事實。于是，李普曼在其傳播學著作《公眾輿論》一書中提出了“擬態環境”的概念，在他看來，擬態環境是由傳播媒介在人與現實環境之間插入的由大眾傳媒形成的信息環境。

顯然，李普曼時代的媒介環境與現在迥然有異。今天，由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手機等多種媒體建構的媒介環境下，普通受眾能夠獲得來自世界范圍內自己無能力親眼所見、親耳所聽的信息，而獲得這些信息的渠道主要還是依靠媒體，傳統媒體及其新媒體以強大的新聞采集能力在民眾間占據主要地位。但由此衍生而來的問題是正如李普曼所說，我們得到的信息實際上并非是客觀現實環境的再現，而是經過傳播媒體選擇、加工以后向人們提供的擬態環境，而且這個擬態環境往往還要受限于“不是看了之后再定義，而是定義之后再去看”的刻板印象之中。普通的信息傳播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國際傳播。普通受眾想要了解國外的信息，獲取渠道基本是依靠本國的媒體，就把本國媒體的論點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客觀事實。當普通受眾意識不到這個問題時，往往把這種擬態環境當作是真實的客觀現實環境來接受，并以此來做出絕對真實的行為反應。

也就是說，媒體所傳遞的信息，將會在民眾中擁有強大的影響力，會深刻影響民眾的感知，形成民眾對事物的意見，甚至引導民眾的行為。而現代民主社會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能用輿論參與的方式影響國家政策，從而影響國際關系。為了維護國際關系的良性發展，我們需要呼吁媒體從業人員媒介倫理的理性回歸。

國際傳播中加強媒介倫理觀的必要性

經過多年發展，媒介倫理觀在不同國家的媒體實際運作中形成了不同的內容闡釋。可見，對于大眾傳播媒介、媒介機構、媒介從業者來說，認識媒介倫理理論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涉及國際傳播報道時，媒體從業人員更應該重視媒介倫理觀。

在國際上，媒介倫理理論的提出是為了應對經濟發達時期媒體商業化運作所帶來的諸多問題。但近些年來，隨著媒介技術的持續革新，媒介信息全球化的課題已經毋庸置疑地擺在全世界傳播學者面前。在這種媒介信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國際傳播出現了新的特征，即國際傳播中越來越多的信息開始呈現出清晰化、標準化的趨勢。于是，一些歐美傳播學研究者結合各國自身實際和不斷變化的世界格局，嘗試倡導在國際傳播中加強媒介倫理觀的因素，目的是為了促進國際關系的穩定與健康發展。

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國際傳播中的信息，只有自己知道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怎樣進行對外傳播才是關鍵所在。但在完成了基本的對外傳播之后，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國際傳播還具有更深一層的含義，即除了完成國際媒介信息爭奪戰的基本涵義之外，在國際傳播中各國媒體的信息空間中，還產生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國家形象的樹立與變遷的問題，這就涉及加強媒介倫理觀的必要性問題。可見，一個國家要想在國際傳播中占據有利地位，除了在媒介技術上不斷更新、在媒介內容上擴大國家話語權之外，還要加強媒介倫理觀，對外樹立良好的媒介國家形象。因此，在國際傳播中倡導媒介倫理的理性回歸非常重要。目前，我國所面臨的各種國際關系紛繁復雜，媒體應強化媒介倫理觀，為受眾營造理性的輿情環境，以促進國際關系向良性發展。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全媒體語境下日媒關于釣魚島問題的傳播效果實證研究”［14CXW019］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