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兩會觀| “四個全面”是舍我其誰的歷史擔當

習近平提出的“四個全面”是一個宏大的戰略布局

觀察者網：您曾提到，兩會是將“良政”帶入中國民主政治生活。其實每年兩會期間，關于兩會制度改革的討論也不少，有人尤其是一些媒體輿論會覺得兩會越來越娛樂化了，一些代表脫離群眾，也常常提一些很雷人的提案，對很多核心問題的解決無益。您如何評價每年的兩會？據您的觀察，兩會對我們的政治治理，以及解決問題的機制來說，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張維為：你提到的一些娛樂化現象，我看昨天習近平和部分政協委員座談時要求政協委員“提高能力素質、保持良好形象、增強委員意識，懂政協、會協商、善議政”，大概就是對你提到的這種現象的批評，對我們一些委員和代表是一種警訊，他們應該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質了。但總體上，這些現象雖然存在，但不是中國“協商民主”的主流，在“四個全面”下，也不會成為主流，但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民主娛樂化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在很多國家民主已經成了競爭表演和作秀，這也是西方總體走下坡的一個重要原因。

“良政”本質上體現的是“實質民主”，也就是民主所要實現的“目標”和“結果”。西方主流話語認為，民主就是“選舉”、“多黨制”這樣的“形式民主”，結果這種體制越來越僵化。中國人從“實質民主”出發探索“形式民主”結果道路越走越寬廣，兩會就是中國“協商民主”的很好體現。很高興你從解決問題的機制這個視角來看兩會，來討論民主，我可以舉一個我知道的例子。在制定和執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整個過程中，政協很多次的“專題協商”、有關地區政協的大量調研以及政協委員提出的大量建議和提案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還有個例子，在制定《物權法》的過程中，人大舉行了上百次座談會，審議了很多次，最后于2007年通過，這項法律牽涉到幾乎中國所有的家庭，現在看來是一個比較好的法律。

西方民主模式今天面臨的一個巨大的挑戰是“空談俱樂部”和過多的“否決點”，結果很難做事，很難解決問題。我最近看到一個報道，說臺灣1996年決定建一條從桃園機場到臺北市中心的“捷運”，才51公里，將近20年過去了還未建成，期間換了13個“交通部長”，臺灣政治中的“否決點”太多，民粹主義泛濫，表演和作秀成為常態，而在這期間，上海、北京都建了10來條地鐵，中國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網和高速鐵路網，帶來了中國今天方方面面的巨大進步。所以制度比較，孰優孰劣，豈不是一目了然嗎？

我們還可以比較一下中美兩國的民主，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討論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真正關心的事情。在今天這個信息技術和大數據時代，要了解老百姓關心什么問題并不困難，中國通過大量調查研究，包括許多民調，來了解民眾最關心的問題，然后人大政協就討論這些問題，共商國策，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過去十年里，中國的人大密集討論過三農問題、義務教育問題、醫療改革問題、養老問題、環境問題等等，這都是民眾真正關心的問題，然后提出各種對策，這就叫實質民主，美國能做到嗎？都21世紀了，美國國會討論的議題大都還是通過利益集團和游說組織來設置的。中國這些年進步快，美國退步也快，與實質民主的質量有關。你可以看一看2013年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調，85%的中國人對國家的發展方向表示滿意，美國是31%，英國是25%，我想它反映出來的就是實質民主質量上的差別。

一個好的民主體制一定要防止變成“空談俱樂部”，一定要防止變成少數既得利益者和既得集團的綁架，因為這將損害了大多數人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一個好的民主制度不僅要防止壞人做壞事，還要能夠讓好人做好事、做大事。現在看來正是在這些方面，中國民主制度的表現，包括兩會制度的設計和表現，雖然還可以完善，但不害怕國際比較，這就是我講的政治制度的超越，當然我們還可以通過改革，克服不足，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