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講話，體現了怎樣的“人民觀”？

本篇是“為人民改革”系列評論之二

前篇為《為人民改革：讓百姓有盼頭》

幾天前，一句把“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再一次體現出習近平總書記的“人民觀”。

記得習近平就任總書記當日會見中外記者的一千多字講話中，曾19次提到“人民”。2013年5月，有媒體對他就任總書記后《人民日報》刊發的50篇講話進行過詞頻統計， 在其11萬余字的講話文本中，“人民”出現561次，高居詞頻榜首。

“要讓人民有更多獲得感”，又一次強調了深化改革的出發點、落腳點都是“為了人民”。按照這樣的要求，在改革的具體政策制定和執行環節上，都不能忽略“人民”， 而且要按照能帶給百姓多少獲得感，能不能兜住兜牢民生底線，來考評改革具體方案的“人民觀”“含金量”。

綜合觀察現階段情況，當前，尤要在五個方面注入更加強烈的“人民觀”：

一是切實號準“民需之脈”。

我們了解到，有的地方建設新農村，大規模撤村并鄉并校，有的鄉鎮初中減少了，村里小學消失了，小小孩童要么披星戴月翻山越嶺，要么寄宿學校，提高了就學綜合成本，一些不具備條件的農民也不得不進城， 他們說，越改咋越不便利，越改咋越上不起學呢？不具備條件的地方搞大規模撤并鄉村學校，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鄉村凋敝和城鄉失衡。當然，也不否認，地方類似一些改革的出發點，是想讓百姓得到實惠，可結果事與愿違。說到底，這還是長期存在的 “替民做主”“一刀切”思維帶給改革效果的扭曲。

“為民著想”就先得號準“民需之脈”。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求什么、怨什么，改革就應針對什么、措施就應對準什么，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再三強調的“找準穴位，擊中要害”。而一些地方常有傾向是，以虛假“民意”、主觀“實惠”為造政績作注腳，于百姓則是“口惠而實不至”。

出現上述情況的根結是，對老百姓的急迫需求不做認真的調查研究，或置若罔聞。必須把“人民的需求”當大事來對待，到民眾中去了解民情民意民需。

《瞭望》新聞周刊2003年3月曾有一篇報道談到，習近平2002年10月履新浙江代省長，在第一次講話中就說：“我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學習，向浙江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學習，向浙江的廣大干部群眾學習。”十六大后他擔任浙江省委書記，短短幾個月里，輕車簡從，走遍全省11個市、30個縣，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實踐著自己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的諾言。而我們現在的 一些干部之所以常常號不準“民脈”，就是缺少這種下基層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的“虔誠心”。不真切地了解民之需，怎談得上真正尊重民意、真正“為民著想”呢？

“為民著想”不是“替民做主”。一廂情愿拍腦袋的決策，不會有群眾響應。那些違背真民意的所謂改革措施，只會帶來百姓的反感。一些地方征求對擬議中改革措施的意見， 要么代表性不夠，只做“程序”文章；要么征而不求，用形式敷衍民意。這樣的做法，讓一些本該推動的改革，增加了不應有的誤讀誤解。

一些改革措施的推出是如此，一些項目的推進也是如此。比如石化、垃圾焚燒、核電等項目，本是于國于民都有益、安全又合理的好事，可就是遮遮掩掩地閉門決策，鬧得謠言、曲解滿天飛，而后又匆匆下馬，嚴重損害政府公信力。 表面看可能是所謂“鄰避效應”的影響，實質上還是決策沒高度重視民意、凝聚民意的問題。

在百姓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協商權訴求日盛的今天，“有權不能任性”，尊重民意越充分，事業發展就越順利。否則，看似“快刀斬亂麻”，實則可能是“一地雞毛”。

二是體味百姓切身感受。

確保大局利益，就要飽含人民情懷，力爭讓每個人都感受到，即使他的利益一時受損，也是被尊重被考慮被關懷的對象。

需要力爭受益最大化。收入分配、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環境生態、司法等改革，涉及百姓對生活品質、公平正義的訴求，涉及對后顧之憂、未來發展的關切，敏感度高，痛點低，更需要施以人性關懷。比如， 對水電氣等改革，一分一厘也會影響低收入家庭的生計，中高收入人群也并非都無關痛癢，如果一味提價式改革，讓多數人覺得“改革受損”，就會給理順價格形成機制帶來阻力。當國家財富積累到一定階段，在基本生存生活保障領域，應向低收入群體提供更多低價、包括免費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一如取消農業稅。

還需要力爭受損最小化。改革就要觸及現實利益，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獲利方、不是受損方。作為施政者，始終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境對待受損方，盡可能創造條件讓他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用公平合理的機會成本置換利益損失。在諸如征地、拆遷這類工作中，應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大氣做法，規避“各個擊破”“分而治之”的“小伎倆”，而讓那種“耍賴的多得、聽話的受損”等現象長此下去，不僅有損政策嚴肅性，還會放大不良示范效應。

三是抓小落細柔性執行。

網上曾有調侃：中國孩子生在美國有美國戶口，生在中國可能是黑戶。計生政策是基本國策，重要性不言而喻。可現實中存在“有錢多生，沒錢躲著生，守規矩‘氣生’；繳了社會撫養費就能上戶口，沒繳就成黑戶”。

大政策必講大原則，實施則要將大原則體現在細微環節的操作上。比如就近入學、取消擇校，是廣受歡迎的好政策，可在多項顯得苛刻的規定下，一些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就學就成了問題，只得回老家當“留守兒童”。非戶籍常住人口的一切，已是無法得過且過的現實難題，單靠“一刀切”“入另冊”，不足以維持城市長治久安。 統一政令之下，對這類非個案的特殊的弱勢群體，應同時制定專門細分對策。

四是干部要“用心說話”。

好經得用心念，否則念不出好味道。有些干部不是用心說話，“好話不會好好說”，有的甚至被斥為“不說人話”。面對基層群眾，一些干部找不到“自然姿態”，不會“家長里短”，要么是“念稿機器”，要么是裝腔作勢，時而還有“雷人雷語”。

改革，對每個人不會只有好處沒有損傷，也不可能總是溫情脈脈，少不得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道理，要推心置腹地“講”出來，不牽手嘮家常，話進不了百姓心坎中，好理兒也會遇抬杠；真情，要由心而生“流”出來， 不盤腿上炕就沒有設身處地的體察，單靠公款填充的紅包換不來長久的真心感動。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特別要繼續鞏固擴大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成果，堅持不懈地反“四風”，只要各級干部走心地與百姓交流，用心地工作，再難的改革也會有辦法推進。

五是用百姓幸福指數檢驗改革成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好日子”是民眾的幸福感受，幸福是滿足感的集合。在求學、就業、看病、收入、居住、治安、生態環境等諸多滿足感組合要素中，常常出現只要有一項產生“木桶效應”，幸福便會打折扣，甚至被“一票否決”。

個體幸福與否的感受，是在“比較優勢”或“比較劣勢”中產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社會大同，早已滲入中華民族的基因。中國共產黨從革命到建設時期，描繪社會主義社會理想藍圖，持續強化著老百姓對當家作主、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期待，對公平正義、共同富裕孜孜以求。 必須高度關注現實社會中百姓的感受落差，防止“比較劣勢”拉大，甚至讓一些群體感到無望改變，導致幸福感受難升。

滿足感是動態的，在單一、有限的目標條件下，人們容易滿足，也就容易產生幸福感；隨著更豐富的目標大量出現，人們越來越不滿足簡單的成果，期望多目標的成果。 當今中國，正處在追求“滿足多目標成果”的階段。幸福訴求，不單是“共同富裕”，還加入了共享公平正義、共享生活尊嚴、共享價值實現等多個“目標成果”。

而在衡量改革成效方面，幸福指數還不具備指標性，盡管已做了不少校正，可單一的經濟增長仍“位高權重”。絕不是要取消GDP指標，但應當上移幸福指標，這有助于改革舉措與人民期盼的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