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訪談]新常態不是“為官不為”的擋箭牌

深化改革等不得 否則易走回頭路

主持人：2015年是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不少改革到了臨門一腳的關鍵時期，如果“為官不為”，會對改革造成什么樣的影響？

王滿傳：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依賴于各級政府和工作人員來落實，需要各級公務員用創新的精神，更加投入地工作，把改革措施落實到位。如果各級政府官員或者說少數人不主動作為或者敷衍了事，改革措施很難落實到位。

改革措施落實不到位有兩個影響，一個是對改革的進度產生影響，讓老百姓對改革產生置疑，影響整個改革的氛圍；另一方面，改革落實不下去、產生不了效果，相關其他方面就可能出問題，改革就會走回頭路。

陳芳：庸懶慢，是不少官員習以為常的小毛病、小問題。但正是因為一些官員的不作為，導致很多改革推進中出現“中梗阻”“最后一公里”等問題。 2015年，全國多地發生了出租車暫停運營事件，討論半天還是離不開出租車“份錢”。其實這些年來兩會中不少提案議案都對此有所涉及，有關部門也花了一些力氣去研究。但“份錢”這個堡壘并沒被攻破。 2015年多項改革都按下了快進鍵，新常態下經濟在換擋減速，改革反而要快馬加鞭，用智慧破深水區難題、啃下硬骨頭，更是等不得、慢不得。民生無小事，遇到了難題該繞著走還是迎難而上，恰恰就是衡量干部作風的標準。

主持人：一些人認為，政府搞放權，很多事就可以推給市場了，這是否意味著就可以一放了之？“簡政”和“不干事”有什么區別？

王滿傳：從改革角度來說，減政的目的一是要把過去政府越權亂伸的手縮回來，把市場的權力、社會的權力放給他；二是提高效率，簡化程序、加快進度。對于政府來說，該承擔的事必須承擔。

不干事，是說該干的事不干，該擔的責任不擔。簡政放權從某種角度講對干部的要求更高了，對做事方式和做事的質量要求更高了。所以說，改革不是靠喊口號，領導干部必須有更大的歷史擔當。

作風建設虛不得，“官嬌”不能是常態

主持人：中央強調全面從嚴治黨，這樣的新常態對干部執政理念提出了新要求。為什么一些干部出現了不適應癥？這背后暴露出什么樣的官員心態？

高波：過去很長時間里，有的領導干部手伸得太長，利益輸送的網編得太密；有的干部患上了權力依賴癥、責任軟骨??；有的干部比的不是誰會干事，而是誰會“做人”。那么隨著政風反腐高壓越來越強，社會上出現了“為官不易”、“為官不為”的論調。用我的話說，就是一種“官嬌”，撒嬌。

我們國家進入到經濟新常態，廣大執政團隊當中的黨員領導干部也應該進入到作風新狀態，政治新生態，反腐新常態中。如果為官不為，就是尸位素餐，拿了國家的俸祿不干事。就好比我們坐飛機了，突然飛行員說我很不爽，大撒把了，那一飛機人的生命和安危誰來負責？

陳芳：去年以來，為官不為的“太平官”在多地受到處理。這也引起很多人討論，難道干部不貪不腐也會被問責嗎？現在看來，在新常態下，碌碌無為的干部不好混了?！爱敼俨粸槊褡髦?，不如回家賣紅薯”，就是講當官為了誰的問題。為官不造福一方，而是先想著出了事誰來擔責，沒有“油水”的事是不是就不管，這還是利益觀除了問題。以前覺得貪污受賄才是腐敗，新形勢下，庸懶慢也是腐敗。當官就要守土有責，為官不為就不要做官。

主持人：總書記提出，我們做人一世，為官一任，要有肝膽、要有擔當精神，應該對為官不為感到羞恥，應該予以嚴肅批評。為官不為，會對我們的干部隊伍建設產生什么危害？如何做到讓干部既廉又勤，干凈干事？

高波：正如領導同志強調，新常態下干部應該更加既勤又廉，干凈干事，也包括我們所謂的忠誠、干凈、擔當。這些要求和素質實際上是更高的標準。黨紀嚴于國法，越往后執紀的標準會越來越高。

作風建設也是生產力，為什么這么講？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我們的黨風、政風、行風直接影響社風、民風，它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代表著我們的組織效率、組織文化，決定著我們的價值趨向。因此，它不僅僅只具有作風本身的意義，用領導人的話來講，“作風是一張名片”，它對于整體改革航船的方向，對于利益格局的調整都有實體性意義。

在新常態下，除了經濟指標外，還有幸福指數，公平正義等等重要的衡量標準。不管是為官者還是圍觀者，其實大家都在看，你怎么干事？干得怎么樣。所以能否實現這些要求，和黨風政風息息相關。

我想起巴非特先生非常著名的一句話“當潮水退去的時候我們就知道誰在游泳”。在執紀越來越嚴的過程中，懶政、怠政者就會“見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