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訪談]新常態不是“為官不為”的擋箭牌

新華網北京3月5日電 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有些干部卻把新常態當做“為官不為”的擋箭牌。如何看待“為官不為”對經濟增長、深化改革的影響？在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的要求下，如何根治“為官不為”、深化作風建設，讓干部既廉又勤，干凈干事？今天的新華網2015年全國兩會《新華訪談》與您討論備受各界關注的“為官不為”現象。

訪談嘉賓：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所長 宋立

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 王滿傳

中國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 高波

新華網特約評論員、新華社高級記者 陳芳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所長宋立、中國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王滿傳、新華網特約觀察員陳芳在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做客新華訪談，談新常態不是“為官不為”的擋箭牌。圖為訪談進行中。新華網陳競超 攝

新常態下慢不得 貽誤時機擔不起

主持人：去年GDP增長數字是7.4%。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但我們發現，當前有的人對新常態的理解出現出現了泛化和偏頗的傾向，有的人認為經濟下行就是新常態。那么，我們應當怎樣認識當前經濟形勢？怎么看新常態和速度的關系？

宋立：2014年我們取得7.4%的成績確實來之不易。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主要經濟體呈現和我們差不多的緩慢下行趨勢。中國取得7.4%的成績，應該說比其他主要國家都要高得多，而且我們的總量很大。另外，當前處在動力機制轉換過程中，速度會有些減緩。

由高速增長轉入到中高速，這并不意味著新常態下速度就會一路下行，每年比上年降低，這是不成立的。速度這個東西要辯證地看。進入新常態最重要的是去掉過去的那種片面追求高速度的狀態，但并不意味著不要速度。因為經濟增長和就業、財政收入、人民生活水平都是聯系在一起的。沒有速度就沒有就業，就沒有財政收入，企業沒有效益，大家的生活水平就無法提高。

主持人：還有一種聲音認為，既然經濟下行，“為官不為”似乎也有理由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少數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亂作為，一些腐敗問題觸目驚心，有的為官不為，在其位不某其政，該辦的事不辦。為什么政府工作報告會專門提出這個問題？它與經濟增長是否有關聯？

陳芳：全球經濟普遍復蘇乏力，不少國家都面臨下行壓力，中國也不例外。經濟發展好比長跑競賽。在世界舞臺上，各國都是長跑者，既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也要拼耐力。在這種背景下，對于中國來說，保持中高速增長，發展還是第一要務，沒有GDP是萬萬不能的，要用發展來解決前進中的難題。產業要從中低端到中高端邁進，也要靠廣大干部率先作為，不斷攻艱克難、爬坡過坎。在這種局面下，如果官員慢作為、不作為，就會貽誤發展的好時機，長期下去就會讓中國經濟降速甚至失速，這樣的代價我們承受不起。

主持人：對于“為官不為”，李克強總理在2月9日國務院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已指出，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既利當前又惠長遠的政策措施，啟動了一批重大發展和民生工程，實施有效但還不夠理想。去年投資完成率總體上達到86.8%，但個別領域重大工程投資只完成一半左右；全國建設用地供應量下降了16.5%，已供土地使用率只有50%左右。這種狀況是多年來少有的。這反映了什么樣的問題？

陳芳：剛才列舉的數字多少還是讓人意外的，雖然只是個別領域工程重大投資出現的問題，但還是反映了當前一些干部的精神狀態和作風行為上存在問題。過去，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爭項目、拉投資不惜代價，甚至“跑部錢進”，而現在，土地供了，資金批了，項目卻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國家財政資金效能低下的問題，深層次看，恰恰折射出新常態下庸政懶政怠政現象的抬頭，甚至蔓延。一方面是有些干部拖拖拉拉，對新常態認識不足；另一方面，對引領新常態的工作能力跟不上。新常態不惟GDP，一些地方和干部就開始走極端，認為既然不考核GDP，工作積極性就下降了。從我們的調研來看，尤其是在基層，行政不作為的情況也屢屢發生。不作為，不能成為新常態下的干部作風常態。

主持人：我國經濟發展正處在爬坡過坎、攻堅克難的重要時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為官不為，會對經濟社會大局產生什么影響？

宋立：過去30年我們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有一支非常優秀的干部隊伍。在當前階段，我們要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如果這時候干部不作為，影響是比較大的。

新常態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是我們處于動力機制轉換過程中，原有動力減弱了，新的動力能不能形成。如果這個時候不作為，那很可能導致新的動力不會形成，就可能出現“換檔失速”。一旦失速，影響跟過去是不一樣的。如果不保持中高速，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近的說，我們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可能會受影響；遠的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難以實現。為了保證換檔不失速，各級干部要有好的作為。

深化改革等不得 否則易走回頭路

主持人：2015年是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不少改革到了臨門一腳的關鍵時期，如果“為官不為”，會對改革造成什么樣的影響？

王滿傳：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依賴于各級政府和工作人員來落實，需要各級公務員用創新的精神，更加投入地工作，把改革措施落實到位。如果各級政府官員或者說少數人不主動作為或者敷衍了事，改革措施很難落實到位。

改革措施落實不到位有兩個影響，一個是對改革的進度產生影響，讓老百姓對改革產生置疑，影響整個改革的氛圍；另一方面，改革落實不下去、產生不了效果，相關其他方面就可能出問題，改革就會走回頭路。

陳芳：庸懶慢，是不少官員習以為常的小毛病、小問題。但正是因為一些官員的不作為，導致很多改革推進中出現“中梗阻”“最后一公里”等問題。 2015年，全國多地發生了出租車暫停運營事件，討論半天還是離不開出租車“份錢”。其實這些年來兩會中不少提案議案都對此有所涉及，有關部門也花了一些力氣去研究。但“份錢”這個堡壘并沒被攻破。 2015年多項改革都按下了快進鍵，新常態下經濟在換擋減速，改革反而要快馬加鞭，用智慧破深水區難題、啃下硬骨頭，更是等不得、慢不得。民生無小事，遇到了難題該繞著走還是迎難而上，恰恰就是衡量干部作風的標準。

主持人：一些人認為，政府搞放權，很多事就可以推給市場了，這是否意味著就可以一放了之？“簡政”和“不干事”有什么區別？

王滿傳：從改革角度來說，減政的目的一是要把過去政府越權亂伸的手縮回來，把市場的權力、社會的權力放給他；二是提高效率，簡化程序、加快進度。對于政府來說，該承擔的事必須承擔。

不干事，是說該干的事不干，該擔的責任不擔。簡政放權從某種角度講對干部的要求更高了，對做事方式和做事的質量要求更高了。所以說，改革不是靠喊口號，領導干部必須有更大的歷史擔當。

作風建設虛不得，“官嬌”不能是常態

主持人：中央強調全面從嚴治黨，這樣的新常態對干部執政理念提出了新要求。為什么一些干部出現了不適應癥？這背后暴露出什么樣的官員心態？

高波：過去很長時間里，有的領導干部手伸得太長，利益輸送的網編得太密；有的干部患上了權力依賴癥、責任軟骨病；有的干部比的不是誰會干事，而是誰會“做人”。那么隨著政風反腐高壓越來越強，社會上出現了“為官不易”、“為官不為”的論調。用我的話說，就是一種“官嬌”，撒嬌。

我們國家進入到經濟新常態，廣大執政團隊當中的黨員領導干部也應該進入到作風新狀態，政治新生態，反腐新常態中。如果為官不為，就是尸位素餐，拿了國家的俸祿不干事。就好比我們坐飛機了，突然飛行員說我很不爽，大撒把了，那一飛機人的生命和安危誰來負責？

陳芳：去年以來，為官不為的“太平官”在多地受到處理。這也引起很多人討論，難道干部不貪不腐也會被問責嗎？現在看來，在新常態下，碌碌無為的干部不好混了。“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就是講當官為了誰的問題。為官不造福一方，而是先想著出了事誰來擔責，沒有“油水”的事是不是就不管，這還是利益觀除了問題。以前覺得貪污受賄才是腐敗，新形勢下，庸懶慢也是腐敗。當官就要守土有責，為官不為就不要做官。

主持人：總書記提出，我們做人一世，為官一任，要有肝膽、要有擔當精神，應該對為官不為感到羞恥，應該予以嚴肅批評。為官不為，會對我們的干部隊伍建設產生什么危害？如何做到讓干部既廉又勤，干凈干事？

高波：正如領導同志強調，新常態下干部應該更加既勤又廉，干凈干事，也包括我們所謂的忠誠、干凈、擔當。這些要求和素質實際上是更高的標準。黨紀嚴于國法，越往后執紀的標準會越來越高。

作風建設也是生產力，為什么這么講？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我們的黨風、政風、行風直接影響社風、民風，它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代表著我們的組織效率、組織文化，決定著我們的價值趨向。因此，它不僅僅只具有作風本身的意義，用領導人的話來講，“作風是一張名片”，它對于整體改革航船的方向，對于利益格局的調整都有實體性意義。

在新常態下，除了經濟指標外，還有幸福指數，公平正義等等重要的衡量標準。不管是為官者還是圍觀者，其實大家都在看，你怎么干事？干得怎么樣。所以能否實現這些要求，和黨風政風息息相關。

我想起巴非特先生非常著名的一句話“當潮水退去的時候我們就知道誰在游泳”。在執紀越來越嚴的過程中，懶政、怠政者就會“見光死”。

治理“不為”拖不得，精神面貌新狀態

主持人：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精神面貌要有新狀態。廣大公務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始終把為人民謀發展增福祉作為最大責任，始終把現代化建設使命扛在肩上，始終把群眾冷暖憂樂放在心頭。各級政府要切實履行職責，狠抓貫徹落實，創造性開展工作。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對實績突出的，要大力褒獎；對工作不力的，要約談誡勉；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那么，我們剛才討論了“為官不為”的原因和危害。接下來，如何治理？怎樣問責？

王滿傳：“為官不為”的現象已經引起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接下來一年，我認為，首先要讓地方政府、各部門官員知道新形勢下對他的要求是什么，新形勢下到底該怎么為。一是列出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對官員要有明確要求，承擔責任。二是調整領導干部考核體系，對官員提出要求。

宋立：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組部出臺了新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方法。其中減少了經濟發展類指標的比重，增加了人民生活、社會發展、科技進步、節能減排等方面的指標。

高波：我們說不唯GDP，不是不要GDP，接下來是考慮怎么去填補GDP之外的空白地帶。有兩方面很重要，一個是改革。依法治國，依規治黨進入到新常態，是不是有法治GDP、作風GDP呢？我們要對干部考核評價體系進行結構性的調整。

二是要監督，包括問責。王岐山書記有這么一句話，他說“再不作為的話就要算算賬了”，從戰略重點上，前一段時間可能主要突出治理的是亂作為，但不等于縱容不作為。所以再接下來，我想考核方式也應該增加一些新元素，比如能不能把干部的考核評價體系更加開放和多元，不要變成少數人來評價少數人，讓我們黨員群眾，讓我們的社會公眾的知情權、話語權、監督權能夠做實。包括利用互聯網新媒體手段，對政情、政績有更多監測手段。在這個基礎上，拿起問責手段。

中央紀委有關領導在公開訪談中也談到，2015年將是問責年，對于不作為、慢作為、懶作為的干部，現在也要算賬了。要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大道至簡，有權不能任性。

主持人：除了嚴肅問責外，還有什么辦法從根本上解決官員做事的“動力源”呢？

王滿傳：要解決官員認識中有作為的動力在哪兒這個問題，調動他的積極性，也要分析為什么一些干部尤其是基層公務員沒有積極性心態，是不是與待遇有關？是否與目前的干部人事制度有關？我到基層調研發現，一些縣提拔干部是按照年齡劃線，50歲提不到副處就晉升無望，提前退居二線了，而在縣這一層，四五十歲正是干事的時候。沒希望自然就喝茶打牌去了。干部人事制度中央明確要改革，要采取新的措施。

另外，對于怎么樣創新，在簡政放權之后不再審核后在怎么樣創新和提高能力方面要采取措施，不但只拿鞭子，也要有胡蘿卜，要扶上馬，用綜合措施應對問題。

陳芳：身在崗位就該有作為，這既是依法履職的要求，也符合反腐倡廉的規定。解決干部工作的動力源問題，就是要讓有為干部有位，要形成這樣一種良性激勵機制。我們看到，中組部出臺新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這是很好的考核導向。另外，對公務員特別是基層公務員和財政供養人員調資，不斷激勵他們干事創業的熱情，也是從待遇留人的角度給踏實干事的干部給予更好保障。對于公務員和廣大干部而言，要讓他們也能夠體會到為民做事的職業尊嚴。

主持人：好，感謝幾位嘉賓今天跟我們談了這么多的話題。新常態的概念不能被無限泛化，不能偏頗認識。新常態下官員不但不能不作為，反而要奮發有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精神面貌要有新狀態。一句話，新常態不能成為官員“為官不為”的擋箭牌，而要成為更加有為的新起點。感謝各位網友收看我們今天的訪談，感謝各位嘉賓的作客。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