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有責任感的“質量型智庫”

培養有責任感的“質量型智庫”

——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沒有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可以不交學費，但我們可以通過知識儲備擴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

◆智庫的職責不是當意見領袖。為政府辯護但提不出有益建議，批評政府而沒有建設性意見，都是不可取的。

◆智庫建設有可能撬動中國人才培養模式的轉變，從而推動整個中國的知識創新、知識創造，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鄭永年，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國問題專家，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國際中國研究雜志》共同主編，羅特里奇出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系研究。出版《通往大國之路》《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轉型》《為中國辯護》等多部專著。

●記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國政府對智庫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智庫正作為實現科學民主決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贏得巨大發展空間。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鄭永年：智庫在中國如此受重視，是時代的需要，是中國發展為一個更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國的需要。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朝著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無論是文明的復興，還是大國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來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學的決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確的路線圖，這就呼喚著智庫發揮應有的作用。

以前我們講科學決策，更多地考慮到決策科學對中國自身事務的影響。現在國內的政策科學不科學，不僅影響自身，而且會影響到整個世界。例如在外交領域，中國今天所倡導的“一帶一路”是非常好的發展戰略，但我們的相關知識儲備足嗎？對沿線國家的情況足夠了解嗎？將要采取的具體舉措能夠切合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實際需求嗎？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戰略實施的效果與國際影響。

從中國轉型發展的歷程來看，在伴隨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出現過不少問題。必須看到，有時候我們對一些國際國內事務的處理仍是響應型、反應型、被動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動型的，無法從容應對甚至“先發制人”。這就說明政府管理者對相關領域的知識儲備不足，對即將發生的情況與可采取的戰略缺乏有效研判。

和地震等自然災害不同，很多社會問題可以做出較為準確的預測與判斷。當然，沒有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可以不交學費，但我們可以通過知識儲備擴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個國家社會轉型中都會或多或少地出現問題，但絕對不能出現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那種“顛覆性錯誤”。要避免這種錯誤進而把失誤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學性。

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實施也依賴于決策科學性。怎樣在政策實施之前預先征集民意，廣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有效溝通，真正令民眾受惠？都需要發揮智庫作用。我們倡導決策科學，不只是說技術上具有科學性，更要用科學的、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去實現決策。在現代國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國家的任何一項政策都需要知識與智慧的支持，否則很難有合理性、合法性。

無論是從中國自己社會層面、國家層面的轉型，還是國際層面的轉型，都迫切需要科學決策，需要高水平智庫提供知識和智能。

●記者：正是因為需求巨大，所以“智庫熱”在中國迅速掀起。中國應有怎樣的智庫格局，智庫發展應注意哪些問題？

鄭永年：有人統計，中國已經擁有2000多家智庫了，這個數目看起來相當可觀。但是，這其中有多少智庫拿出過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沒有像美國蘭德公司、布魯金斯那樣有名的智庫呢？答案似乎并不樂觀。

智庫，其核心還是“智”，而我們現在的很多智庫，卻是有庫無智。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庫建設絕不能變成為了建而建，盲目擴張、蜂擁而上，否則會帶來一系列亂象和負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質化研究，選題和著眼點千篇一律，說不出新東西，沒有附加值。互相之間沒有分工，更不講合作，甚至出現惡性無序競爭。

智庫一定要體現出專業性，高端智庫一定是質量型智庫。中國現在應集中力量培養一定數量的重點智庫，辦成高水平、國際知名的頂尖智庫，產生示范效應，進而帶動其他智庫發展。雖然美國智庫數量很大，但很多智庫也實力一般，我們不要跟他們比量，而是要瞄準其中的高水平智庫，和這些頂尖智庫比政策貢獻力，比社會影響力。

我們看到，中國現在著力建設的是一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各類智庫有不同的發展側重和路徑，這是符合實際的。構建體系，就意味著對現有智庫體制進行改革，而改革必須抓住“特色”和“新型”兩個關鍵。特色，是體現中國特色，在中國的特色現實環境下成長起來，也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國情服務。新型，就是尋找一種更加合理高效的組織運作方式。

在《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中，智庫被分為黨政軍、高校、社科院系統等七大類，基本上涵蓋了智庫的所有類型。每類智庫，都要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組織運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庫，大學有學術優勢，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對政策了解不夠、不及時，對政府運作機制不熟悉；二是現行評估系統和智庫的要求不相符，學者很難有足夠的動力去做智庫研究。怎樣解除束縛發揮優勢？需要通過改革建立新的體制。社科院系統具有比較集中的智庫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間，如果把人文歷史等基礎類研究歸并入大學，保留并強化和現實緊密相關的政治經濟法律等研究機構，針對性更強，就更有可能培養出很好的智庫。企業里，一些只研究本企業問題、貢獻于這一家企業的機構不能叫智庫，因為智庫是具有公共服務屬性的；一些技術性的研究機構也不應叫智庫，因為它屬于基礎研究領域。

從研究上講，智庫研究是要有現實性和預見性的，而不是教科書式的。智庫選擇研究題目不能跟風，盲目追求熱點。我們面對的有熱點問題，也有長期問題，有些問題的重要性現在沒有顯現出來，但是也許再過兩三年就變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對它提前展開研究。如果能通過智庫建設推動中國知識創造體系和政策研究體系改革，那對中國下一步發展會起到很大作用。

●記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庫產品的購買方與使用方。智庫與政府之間應建立起怎樣的良性關系？政府應該怎樣有效利用智庫產品？

鄭永年：做智庫的人都在強調獨立性。的確，獨立性很重要，但這種獨立并不意味著反政府、唱反調。智庫不可能脫離政府，我們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服務政府、影響決策，并且依賴于政府的收購服務，經濟上也不是完全獨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場，尊重事實，保持客觀性，研究過程、人員配置、結論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預，這就是一種獨立。智庫的職責不是當意見領袖。為政府辯護但提不出有益建議，批評政府而沒有建設性意見，都是不可取的。

政府與智庫之間的關系也有多種模式。例如美國智庫，一類是像蘭德公司那樣，實行政府定點采購。一類主要靠企業捐助開展研究。再以新加坡為例，政府向智庫收購服務，我們引入市場機制，引進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監管我們，有一套比較成熟的監管機制。此外，歐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尋找參照，逐步建立起最適合自己的一套模式。

政府采購智庫提供的社會服務，目的是輔助決策、影響現實發展，因此，智庫應有責任意識，對自己提供的專業性產品負責。培根說“知識即權力”，智庫成員不能濫用這種權力，心里應該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時刻擔著社會責任甚至法律責任的。而中國現在并沒有建立起這樣一套管理體制，大部分智庫也遠沒有形成這樣的責任意識。因此，在國家層面上，應考察借鑒國外相關的智庫監管治理體制，盡早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智庫監管和考核機制。現在有一種誤區，認為先把智庫機構建立起來，再去考慮管理和追責機制。其實不能等，應該同步甚至是先行地進行機制建設。

●記者：合格甚至優秀的政策研究者應該是什么樣的，這對人才培養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庫研究的學者應該怎樣完成身份角色轉型？

鄭永年：智庫所追求的理想狀態，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為“知行合一”。智庫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間搭一座雙向橋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轉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為“知”。

正因為是處于“知”與“行”之間，智庫成員必須同時具備“知”和“行”兩方面的素質。如果說哲學家關注的是事物或者現象的理論邏輯，那么智庫成員作為政策研究者，關注的更多是實踐邏輯。首先，智庫成員要能夠分辨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探索一種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實際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夠結合實際，給出不同的政策途徑選擇，并把這些政策途徑放在宏觀環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訴政府每種政策選擇將會導致的后果。最后，智庫應該致力于把“行”上升為“知”，即把一些政策實踐提升為概念和理論。只有這樣，中國的最優政策實踐和政策思想才能順利進入世界“政策市場”，把握國際話語權。總之，智庫成員應該具有哲學家和政治家兩方面的素質，這個角色并不好擔當。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智庫人才所需要的知識體系從哪里來？大學里可以找到各種門類的教科書，但智庫所需的實踐經驗卻難以從書本中獲取。傳統教育模式培養出的學者，最大的問題在于和政策體系脫節，沒有這方面的經驗與知識儲備。美國有“旋轉門”機制，人才在政府與智庫之間有序流動，打通了學術和政策研究的隔膜。這是國際智庫比較公認的人才培養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國國情。可以嘗試借鑒新加坡模式，用市場機制引進人才，人員跟著項目走，隨時流動，并在堅持專業所長的基礎上不斷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實際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樣，也有自己的市場。研究者不進入這個市場，就什么也不懂；進入之后，隨著研究經歷的積淀，就會越來越得心應手。所以，智庫學者要讓自己進入這個市場，像“活水”一樣流動起來。

對學者來說，還需要注意一點：要在作為學者的學術自由和作為智庫的責任之間找到平衡，遵守智庫應有的紀律和規則。

總之，智庫建設有可能撬動中國人才培養模式的轉變，從而推動整個中國的知識創新、知識創造，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