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干部談車改：補貼少下鄉多 怎么走好最后一公里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政策落實的關鍵年。半月談記者近期赴多個省份調研了解到，部分改革決策在中央到地方的傳導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梗阻點。改革落實過程中的梗阻點究竟在哪里？是什么原因導致政令有時落地不暢？記者選取了部分地區在落實改革過程中的一些具體案例，梳理出政令傳導鏈條上一些帶有共性的不暢因素。

“次決策”共識度和操作性待加強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后，各地、各部門對會議決議高度認可和擁護，但對于總決策下的一些具體改革實施方案、操作規程，部分地方還存有一定困惑。

以國資國企改革落實情況為例，在中央明確大方向后，對改革的熱點、難點和敏感點，缺少相關部門答疑釋惑，以至于一些地方認識不到位，操作更是畏首畏尾。

南京市國資委副主任王浩康說，有地方認為國資國企改革是把國資做大、重組，有的則認為改革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國資需要退出。北方某省國資委產權處處長告訴記者，三中全會決定公布當晚，該市國資委領導就要求起草國企改革落實方案。“但我們的幾個副主任對究竟怎么改還爭執不休，這方案怎么寫？寫出來怎么落實？”

工商、質監、食藥監“三合一”是綜合執法改革的重要探索。然而，這一改革如今卻面臨重走回頭路的風險。曾經最早探索“三合一”改革并被全國借鑒的深圳市已經改回了食藥監隊伍單列。中部某省食藥監局負責人告訴記者，按照中編辦精簡機構和編制的要求，省里提出了食藥監、質監、工商基層執法人員“三合一”的改革方案，但一些相關部委希望保留自己在基層的“腿”和陣地，我們夾在中間左右為難，改革可能會成“夾生飯”。

再譬如公車改革，一名試點地區的基層干部反映，自己平時去市里匯報或到基層鄉鎮，經常幾十公里，“基層補貼最少，偏偏下鄉最多，這怎么走好‘最后一公里’呢？”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薛剛凌等專家認為，這反映出在落實中央總體戰略部署的過程中，次級決策的科學性不夠，需要通過更加現代化的制度程序安排，增強“次決策”層面的專業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