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司法機關審訊日本侵華戰犯形成的檔案

據高澤健兒1954年7月10日筆供，他曾任日軍步兵聯隊隊副、大隊長。1939年7、8月間，在湖北省崇陽城南方某村莊，“為強奸朝鮮婦女，將警備隊盤踞區域的2戶房子由自治會呈交作慰安所之用。其后，遷移到本部屋內，婦女有五六名”。

1939年秋季，約1個月，警備崇陽城南方小村莊時，“強奸朝鮮婦女，其住處以慰安所的名目由自治會交出，我以下多數人都強奸了”。

1939年—1940年3月，在湖北省蒲圻城附近，“為強奸朝鮮婦女，在警備隊盤踞區域以慰安所的名目（五六名婦女，李經營的）使自治會供給民房。我及部下強奸了這些婦女”。

據古川勇一1954年7月20日筆供，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他任廣東省南?？h偽縣政府行政顧問。1938年12月，日本憲兵隊“拉捕了居住在佛山市內，生活困苦的中國婦女約50數名，監禁于‘日軍士兵慰安所’進行輪奸，我居佛山后繼續看到設置的被害者”。

據渡邊雅夫1954年8月11日筆供，1942年5月至1944年3月，他任日軍第五九師團經理部軍需下士官期間，在泰安的星俱樂部“誘惑監禁了16歲至25歲左右的中國人民婦女約50名，是在濟南最高司令部的高級副官經營管理的，作為帝國主義軍隊的公開強奸而設立的，同時被監禁的婦女勿論在物資上、精神上、健康上都是遭受到在人間上最大的痛苦?！?/p>

濟南軍人會館“是濟南最高司令部的高級副官充當館長的，……收容了16歲至22歲左右的中國人民婦女約15名”。“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我是軍需曹長，……當時特別對軍人會館為了每月會計的檢查進行了支付，收入決算書的點檢，對經營上提出了意見，參加施行了對中國人民婦女的虐待或監禁?！?/p>

據廣瀨三郎1954年8月14日筆供，他曾任日軍第五九師團高級副官。1944年4月，他“在濟南后方設施的軍人會館、星俱樂部、飯店‘櫻’偕行社飯菜部及軍酒保的監督業務。星俱樂部是日本軍官兵專用的中國人妓館，其經營委托濟南中國妓館組合長負責”。“為使日本軍官兵能以很少的錢玩樂，而使約30名的妓女，1人每天要接待20名，多的時候，要接待30名的日本軍官兵。她們的年紀是17歲到20歲的年輕婦女，迫使她們成為侵略者的肉欲對象，由于過度疲勞患病者不少”。

1944年6月左右，“第12軍要求將妓女送到前線去”，故“派約30名朝鮮人妓女到危險的第一線即到鄭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