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聞客戶端記者 施宇翔 1941年,侵華日軍在浙江溫嶺松門一帶燒殺搶掠,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溫嶺慘案”。據史料記載,在當年的慘案中,40余人遇害,2300多間房屋被燒毀,6000多人無家可歸…… 多年致力于民間對日索賠的西南政法大學軍事法研究所教授潘國平,在溫嶺搜羅了大量史實和資料后,決定成為溫嶺77人對日索賠團的法律顧問,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討回公道。 今天上午,潘國平代表溫嶺77人對日索賠團,將訴狀交至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溫嶺77人狀告日本政府索賠1.54億 材料已遞交至省高院 今天上午,潘國平帶著溫嶺對日索賠團的兩名代表來到浙江省高院,他們將厚厚的一疊起訴書及證據資料交給省高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員。 溫嶺對日索賠團的成員有77人,他們中大多數是“溫嶺慘案”中的受害人或者其后人,年齡大多在60歲以上,其中最年長的已經98歲高齡。 77名索賠團成員狀告日本政府,拆分成了77個獨立的案件,在每份起訴書中,每名原告均要求日本政府公開謝罪,并賠償損失人民幣200萬元,總計1.54億元。 起訴書中訴稱,被告日本政府在中國犯下滔天的戰爭罪行與反人道暴行,罪大惡極,不可饒恕,必須予以追究。 “坦白說,我不知道這起訴訟最終的結果會是什么,但是這么多的戰爭受害者等了幾十年,總歸要得到一個說法。”潘國平告訴記者。 今天上午,在確認了原告兩名當事人的身份信息及潘國平的身份信息后,浙江省高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員接收了所有起訴書及證據材料。 潘國平:涉日訴訟難度很大 “國家主權豁免”或成壁壘 不過,民間對日訴訟索賠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 “難度很大,以前大部分都是在日本東京起訴,幾乎都敗訴了?!迸藝秸f,“因為對日訴訟還涉及許多法律問題?!?/p> 潘國平表示,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稱,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中國政府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請求。 “從文字表述來看,雖然中國政府方面已放棄索賠,但該條文絲毫沒有涉及到中國公民對日本的索賠權問題?!迸藝秸J為,日本最高法院將此條解讀為包含中國公民放棄對日本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缺乏法律依據,“‘溫嶺慘案’受害人仍享有向被告索賠的權利。” 在潘國平看來,對日索賠在國內起訴有一個不利條件,在于立法障礙,即“國家主權豁免”問題。國家主權豁免,指的是根據主權平等性引出的一國法院不應該受理以外國政府為被告的案子。 潘國平表示,“從司法實踐中看,我國執行的還是國家主權豁免絕對化原則,這導致日本政府幾乎不可能在我國成為被告?!八ㄗh,我國應盡快批準《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豁免公約》,明確我國在國家主權豁免權立場由絕對豁免原則轉向相對豁免權原則?!斑@樣一來,中國法院管轄和審判‘溫嶺慘案’受害人對日索賠一案就會變得有理合法。” “希望日本政府可以深刻反省在侵華戰爭中的暴行,成立一個基金會,來賠償在戰爭中遭受迫害的中國老人們?!迸藝秸f。
日軍制造“溫嶺慘案” 燒毀房屋2300余間6000人無家可歸 今天隨同潘國平一起前來提交訴狀的還有79歲的溫嶺老人曾合滿,他曾是溫嶺淋川中學老校長。 在1992-1993年期間,松門鎮、淋川鎮(當時兩鎮還沒有合并)部分離退休干部發起組織了對日民間索賠受害調查,曾合滿就是參與者之一。 談起“溫嶺慘案”,這位老人依舊滿腔憤慨?!?941年4月24日,日軍以一個班的兵力經新田、牛河頭來淋頭街騷擾。當時我媽和我避到了北咸田,但是我爸還守在店里?!?/p> 曾合滿說,日軍行進速度非???,等他爸爸準備撤離時,發現日軍已經到了街上,他們強行把曾合滿的父親從家中趕了出來,并一把火燒了房子。 三天之后,大火才熄滅,曾合滿父親在斷壁殘垣中找出一些被燒焦的米,“父親當時舍不得扔這些米,加上大火幾乎燒完了家中的所有糧食,他就把這些燒焦的米都吃了?!?/p> 之后,曾合滿父親得了腸胃病,不久出現屙血的癥狀,幾個月后便宣告不治。 “日軍的殘暴罪行,讓我不但失去了老家的房子,還讓我在年幼時失去了父親,這樣的傷痛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p> 據史料記載,發生在1941年的“溫嶺慘案”中,侵華日軍在溫嶺松門一帶的燒殺搶掠,共造成40余人遇害,民房及廟宇被燒毀2300多間,6000人無家可歸。由于家園被燒毀,很多人不得不流浪他鄉,過著乞討生活。戰火使得當地瘟疫盛行,松門、淋川的民眾因日軍的暴行,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 潘國平教授 老人搜集珍貴史料 或成訴訟關鍵材料 潘國平也是浙江臺州人,現在是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教授、軍事法研究所負責人。從1995年開始,潘國平就開始關注我國民間對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所犯罪行的索賠行動,曾參與過南京大屠殺受害者對日索賠起訴等多起索賠行動。 兩年前,浙江杭州一位82歲的鮑永康狀告日本政府,因為侵華日軍在1937年曾燒毀他家中300平米的房屋,害他家破人亡;潘國平成為了當時鮑永康的訴訟代理人,浙江新聞客戶端記者當時全程報道了此事。 今年5月份,潘國平看到家鄉的一份報紙報紙報道了溫嶺當地一些離退休干部發起對日索賠,他難掩心中激動之情,馬上從重慶趕往溫嶺,和老人們見了面,并到當地黨史辦了解情況,介入溫嶺民間對日索賠案。 在看了當地幾位老人搜集的一疊疊已經泛黃的材料后,潘國平心生安慰,“這些資料無比珍貴,或許將成為案件訴訟的關鍵?!?/p> 潘國平告訴記者,從以往的索賠案例來看,訴訟最難的地方在于證據的收集和固定。好在經過曾合滿等人的努力,日軍制造的這起“溫嶺慘案”不但有充分的調查資料作為支撐,還有相當多的受害人及其后人的親歷口述,相互之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證據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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