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新的發展目標 創新擺在核心位置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勝利閉幕，在中國人民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時期，在面對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生態環境嚴峻、發展要求更高的新形勢下，為貫徹“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交了一份切實可行的圓滿方案。經過學習，我們認為有四個亮點值得高度關注。

“中高速增長”與“中高端水平”雙重目標

五中全會為“十三五”規劃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經濟發展目標要求：“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在提高發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續性的基礎上，到二○二○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明顯加大，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加快提高。”

應該說，這個目標既切合實際，反映了全黨、全國人民的要求，也基本具備了實現的條件，但是又不是輕而易舉可以達到的。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和工業化規律來看，當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進入成熟階段后，那種趕超型的后發優勢、勞動力轉移和資源配置優化的“紅利”開始消失，而有效需求不足、產業升級所導致的傳統產能過剩和“資本沉沒”，都會使得經濟增長速度轉入中速或低速。

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雖然還沒有達到工業化成熟的階段，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城市化水平較低、人均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等因素還為我們的經濟增長保持中高速提供了較大的空間，使得我國經濟在未來五年里可以保持7%左右的增長速度，并且產業結構升級到中高端。但是應該看到，我國的經濟經過長達30多年的接近年均10%的高速增長，無論是從發展的波浪式還是產業結構的調整，都到進入了一個調整期，實際上這個調整期在2008年就已經來到，只是在“保增長”的刺激政策下有延續了幾年。

另外，從世界經濟來看，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從2008年開始，也進入了一個增長緩慢的深度調整期，而已經高度融入世界經濟中的中國，必然要受到其影響。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今年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由3.3%下調至3.1%，國際貿易增速僅為2%，前幾年都保持在7%左右。今年二季度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情況為：美國2.7%，歐盟1.5%，日本0.8%，新興經濟體也都比較低，有的甚至是負增長，巴西就是-2.6%，俄羅斯-4.6%，只有印度為7%，但是印度是由于近期調整了統計口徑后取得的數據。因此可以說，將“十三五”規劃中的經濟增長速度適度下調，又保證完成比2010年“翻一番”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不僅是合理的，如果實現，也是成就很大、非常了不起的。

眾所周知，我國今天的經濟規模已經比較大了，2014年GDP突破了10萬億美元。按照這個基數，現在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就相當于5年前增長1.5個百分點，10年前增長2.6個百分點。現在增長7%，相當于10年前增長18%還多。在世界經濟形勢如此不好、國內“三期疊加”、產能過剩嚴重的條件下，中國能夠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已經是難能可貴、創造奇跡了。

創新擺在核心位置

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發展，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這是將創新發展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雖然經過前30年的努力，建立起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研發體系，但是與世界經濟發達國家相比，不僅工業化水平大大落后，而且就科技水平上來說，總體上也處于落后很多的狀態，而改革開放不僅打開了吸引利用外資的大門，也打開了中國技術引進和科技交流的大門。但是就技術進步來說，這30多年里，我們主要還是走著引進、吸收、改造、擴散的路徑，真正自主創新的地方并不多，這確實使我國發揮了后發優勢，實現了工業快速發展。雖然這是工業化過程中難以避免的階段，也體現出工業化過程中“雁行規律”，中國工業總體上在世界上還處于中間水平。

但是，由于中國的大國地位、國內資源、環境的約束，使得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壓力已經超過了同期發展中國家，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和技術轉讓的空間越來越小，必須走自主創新的道路來跨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在這個方面，盡管中央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就提出“科教興國”戰略，在“科學發展觀”中也有比較充分的表述，但是像五中全會上提到這樣的高度，還是首次，這既是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轉變發展方式和實施“雙創”，依靠創新來建立新的經濟發展動力思想深化，也是“十三五”和未來中國發展戰略和政策的基本導向。

對外開放提出更高要求

五中全會提出：“堅持開放發展，必須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這個新要求不僅體現了中共中央把握世界大勢的戰略眼光、統籌內外兩個“大局”的謀劃能力，也是我國經濟發展、走向世界的客觀要求，是落實“一帶一路”的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深化改革和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兩個“充分利用”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推動力，對外貿易由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42997億美元。特別是2001年我國加入了WTO以后，國家及時抓住了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機遇，使得對外貿易又上了一個大臺階，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最大的工業制造國。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擴大，國內資源和環境的約束，以及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過去那種依靠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和低端產品為主的產品貿易，越來越失去發展空間和競爭優勢，而企業和資本走出去已經成為中國進一步發揮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的重要形式，這種形式雖然在過去的10年里得到長足發展，但是就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和大國經濟地位、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需要來說，還是遠不夠的。

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利用中國外匯儲備充足和產能多余兩大優勢，加快資本、產業和企業走出去，以盡快擴大和提高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的能力，必將成為未來十年至20年中國對外經濟關系要面對的主要問題，而這種對外開放新格局的形成，也就必然要求我們有新的理念、戰略、策略、政策和新的合作方式，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多地融入了世界經濟并在其中發揮主要影響作用，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為與時俱進地建立更公平合理、有效的國際經濟秩序和規則應發揮更大作用。

強調必須堅持“共享發展”

五中全會公報中提出“堅持共享發展，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實際上是四個轉型同時進行的：一是工業化、二是市場化，三是城市化，四是國際化。在這個轉型過程中，雖然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明確的共同富裕目標，但是由于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閑置在收益非常低的農業，處于隱性失業狀態，“發展是硬道理”決定了加快發展處于優先位置，而分配則要服從這個大道理，因此資本、技術等要素在分配上就處于主導地位。

上述四個變化，尤其是市場化所產生的“馬泰效應”，必然導致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以及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當1997年中國經濟由“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后，盡管內需不足頭一次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因素，我國實行了擴大內需政策。但是由于國際市場的發展空間還很大、國內消費也由“衣食為主”的溫飽型向“住行為主”的富裕型升級，加上基礎設施欠賬很多，投資空間很大，因而在新世紀的頭十年里，受出口和投資的拉動，中國經濟不僅持續高速增長，而且呈現出“重化”工業化的特點，房地產、鐵路、公路、基本建設等迅猛發展。

雖然十六大以來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實行了“反哺”和大量“惠民”政策，財政也開始了由“建設型”向“服務型”轉變，加大了公共品的供給和“均等化”，使得收入和貧富差距有所縮小，但是成效尚不突出。

這次全會提出在“十三五”期間“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并作為指令性指標，不僅充分體現了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理念，也顯示出黨中央迎難而上，敢于啃硬骨頭的決心。實際上，“共享發展”不僅是公平問題，也是中國經濟穩增長、調結構、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是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動力。十八大以來我們所強調的建立經濟發展“雙引擎”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作者武力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