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患者多數選擇留京 接受系統治療和心理疏導 剛開始服藥的時候,醫院建議感染者前三個月每個月前往醫院取一次藥,三個月后,如果藥品供應充足,則可以每三個月拿一次。按照市疾控中心的統計數據,從北京的感染人群來看,目前外省市戶籍占比72.6%,這些長期“北漂”在發現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后,多數依然選擇留在北京。 “北京的醫療條件、整體環境的寬容度都比我們家鄉好得多,在我們那邊,監控艾滋病病毒最重要的病毒載量和CD4都做不了。”小浩告訴記者。據了解,最初因疑似感染而被送來醫院的患者幾乎都不約而同地呈現出消極、痛苦,甚至出現自殺傾向。 性艾診療中心護士長邵英的工作就是對他們進行心理疏導、個案實例的分析、溝通、交流,指導用藥,留住感染者。對于男男同性感染者而言,一個人的背后往往隱藏著五六個甚至更多的有感染風險的性伴侶,能否說服他們找到這些人,并且帶他們來檢查,也是護士和志愿者的重要工作。 曾在婦產科工作過的孫麗君習慣親自為患者進行治療,而這也為她埋下了職業暴露的隱患。一次在為感染者進行治療時,孫麗君不慎扎傷了手,“當時腿都軟了,幻想了無數種可能。”隨后,孫麗君也服用了一個月的抗病毒藥物,惡心、吐、腹瀉、頭暈、頭疼,親自體驗了這些不良反應的她也對感染者有了更深的體會。 據了解,目前在佑安醫院性病艾滋病臨床診療中心規律服藥的患者已達5000余人。“我最常跟他們說的話,就是只要規律服藥,正常的學習、生活、甚至結婚生子都沒有問題。我們已經可以把艾滋病看成是一種與高血壓、糖尿病一樣的慢性病,但一定要注意早期診斷檢測,特別是青少年,一定要注意自我保護。”孫麗君表示。 文/本報記者 劉洋 數說 30年來北京共報告 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18000余例 市衛計委昨日通報,北京市自1985年報告全國首例艾滋病病例以來,截至今年10月31日,30年的時間里,累計報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共18399例。全市現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共13106人。 超七成感染者 為外省市流動人口 從感染人群來看,感染者中本市戶籍4693例,占比25.5%,外省市戶籍13353例,占比72.6%,外籍人員占比1.9%,可以看出流動人口所占比例仍居高不下,造成隨訪干預工作難度不斷加大。 超九成人因性傳播 其中男男同性傳播占比超七成 從傳播渠道上看,經性傳播仍是本市艾滋病傳播的首要途徑,并呈明顯上升態勢,2015年經性傳播的比例達到96%,其中男男同性性行為人群的比例占到74%,明顯高于異性傳播所占的比例。由于該人群高危行為改變困難,因此疾病傳播因素將持續存在。 60歲以上老年感染者數量 五年翻五倍 從感染人群中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老年人、青年學生感染人數有所上升,疫情特點呈現復雜化。據檢測數據統計,我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報告數近年呈增多趨勢,從2010年同期的22例增至101例,其中89.2%是經性傳播感染。文/本報記者劉洋 個案 “我不怕死, 可我怕生病” “為什么會是我?” 兩年零一個半月之前,張磊被確認為HIV感染者。拿到初篩報告,張磊的第一反應是天塌了,明晃晃的兩道杠讓他擔心了半個多月的事情成真,接受已經感染這一事實,張磊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兩年零三個月之前,張磊剛剛從西南山區某市考來北京,一步邁進校門的他興奮異常,頗有一把好嗓音的張磊加入了學校的音樂社團當主唱,認識了一幫玩音樂的搖滾青年。兩年零兩個月前,張磊第一次跟著三位學長走進了一家酒吧,也第一次接觸到了“那種東西”。“應該是毒品吧,或者興奮劑之類的,吃了‘那種東西’又喝了酒,整個人都嗨了,也沒有了什么自我保護意識,就跟他發生了關系。”張磊至今也沒有去驗證,當時吃的“那種東西”是什么,他不知道跟自己發生關系的男生姓甚名誰,也沒有再去找過他。 事情發生三天之后,張磊感冒了,在宿舍休息了五天,吃藥、喝水,卻完全沒有好轉的跡象,“我開始害怕了,以前也知道一些艾滋病的常識,害怕自己也會‘中招’。”張磊不敢告訴任何人,一個禮拜之后,他以感冒去醫院掛點滴為由請了假,去醫院做了HIV檢查初篩,20分鐘,讓張磊覺得生命從此無望的兩道杠出現在了他面前。 “不敢告訴家人和朋友,可我也想傾訴” 一年之前,在一次學校社團組織的紅絲帶活動中,張磊認識了同為感染者的李凱,幾次小心翼翼的交談之后,倆人成為了摯友。 李凱是在無保護措施的情況下與在交友網站結識的網友發生關系而感染了艾滋病。身為學生,瞞著身邊老師、同學和父母很痛苦,吃藥偷偷吃,去醫院悄悄去,學校里只有李凱和張磊互相知道彼此的身體狀況,可以互相鼓勵安慰,“學校是一個集體生活環境,很難有隱私可言,比如時間久了就會有同學問我為什么總是定時吃各種維生素。” “維生素”的瓶里是李凱需要每天按時吃的藥物,他教張磊依樣學來,倒是免去了張磊每次都要撕去瓶貼引發的同學好奇,畢竟補充點維生素和鈣片之類的營養品,現在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李凱說,有一次在老家跟同學聚會,吃藥時間到了,他只能躲到走廊沒人的地方,卻發現沒帶水出來,“7片藥片放進嘴里,用唾液順下去,還差點卡到。” “我不怕死,可我怕生病” 距離發現感染已經兩年多過去了,雖然沒有了當初的恐懼,張磊的擔心卻仍在,曾經看到的艾滋病人為治病修改病例的新聞更讓張磊擔憂,如果自己生了病怎么辦。半年多之前,張磊加入了一家防艾志愿者組織,志愿者中有不少像他一樣的艾滋病感染者,大老王和老趙頭就是其中之一。作為一名消防員,老趙頭的身體已經不足以支撐他的工作,但比換工作更讓老趙頭著急的是,他需要先做一個痔瘡手術,“沒人肯給我做這個手術,我只能自己去找小診所的醫生,還得塞給人家不菲的紅包。”感染之后,老趙頭從不闖紅燈,也從不開快車,他害怕自己如果出了事故,沒有醫生愿意救他,“定點醫院都不是綜合醫院,很多病在定點醫院都沒得治。” 大老王在一家國企入職五年之后被感染,他并不想因此失去這份工作,但公司每年會組織體檢,雖然反復跟別人確認和咨詢,體檢不會篩查HIV,大老王還是會害怕,所以今年的體檢冒險花錢雇人頂替了自己。臨近年底,大老王的精神壓力有點大,三十而立了,他沒有成家,也沒有女朋友,不知道過年回家,要如何面對不知情的父母和親人。(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文/本報記者 董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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