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專家談中國信用評級：不要錯估中國經濟韌性

不要錯估中國經濟韌性

這些評級機構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實體經濟債務、國有企業改革、金融市場風險等方面的擔憂，請問這些判斷是否準確？

賈康：目前中國金融市場并不存在系統性風險。經濟下行壓力下，銀行出現一定的不良率、企業資金鏈緊張，這些現象是正常的。因此，政府階段性適當增加財政赤字是有必要的。目前，我國公共部門赤字率和負債率在國際仍處于較低水平，雖然自己跟自己比是上升了，但仍處于安全區。關鍵是要通過“開前門、關后門、修圍墻”，規范管理政府債務，做好債務風險防范。

對于評級機構所擔心的金融市場風險，我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穩定市場的舉措，有效避免了系統性風險。比如，通過債轉股等方式，有效消化一些金融風險因素。事實上，對于每個經濟體而言，其金融市場始終都存在一些風險因素，我們要做的是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步伐在加快，通過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淘汰落后產能，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推動經濟增長、實現市場穩定。如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應在逐步釋放，消費、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對于評級機構所指出的問題，我們可以關注，但不能因此喪失信心。

張連起：對于評級機構指出的問題，有些我們或多或少確實存在。但并不能因此夸大問題的嚴重性。有關評級機構低估了中國單一制財政的支付能力，錯估了中國經濟的巨大韌性以及供給側改革激活新動能的強大助推力。

以債務問題為例，按照穆迪的預測，即使中國政府債務水平到2017年進一步升至43%，依然遠低于國際通行的60%“警戒線”，以及眾多發達國家的水平。

中國政府的債務與美歐日和其他新興市場的主權債務有本質不同。相對于其他國家將債務用于養老等消費，中國的大多數債務通過投資變為資產。這決定了同樣的負債率，給中國政府帶來的負擔和隱患，遠遠不能與其他負債國家相比。至于地方政府債務，新預算法實施以來，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管理和預警機制得到系統加強，“借、用、還”的一系列規范清晰有效，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實現了市場化轉型。因此，中國財政赤字和負債在償付能力以內適度擴大，并不是單純利空，反而是利好，適當花明天的錢解決當前結構性問題，補齊民生短板。

對于個別評級機構認為有資本外流導致外匯儲備減少等問題，事實上并不存在。人民幣匯率堅實，投資并沒有撤出中國的現象，中國資本市場回報率仍高于其他國家，這都能夠證明中國的經濟實力。

截至2016年1月，中國外匯儲備降至3.2萬億美元，比2014年6月的峰值少了7620億美元。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仍然龐大，遠高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滿足國家對外清償能力等方面的需求綽綽有余。在中國對外清償能力無虞的情況下，外匯儲備減少，意味著中國“藏匯于民”和改善對外資產結構取得了較大進展。

于國龍：評級機構的主權評級有較強的主觀性色彩，準確性會受影響。上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至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后，評級機構的主權評級方法經歷了不斷修正的過程。在此期間，評級機構逐步吸納了一些新興的發展學理論，并依據相關理論將其評級方法進一步系統化與邏輯化，最終體現出較為清晰的評級理念、評級標準。然而，發展學理論本身并不十分完善，其中的大部分理論缺乏普世性，并存在觀點迥異的分支流派，因此評級機構的主權評級理念也顯示出較強的主觀性色彩，所以其評級結果的準確性不可避免也會受其影響。

主權信用狀況的分析應充分尊重一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及其國情特征。目前的情況是，包括中國在內的采取其他政治經濟模式的發展中國家，一般在“制度要素”方面得分普遍較低，而制度要素是西方評級機構主權評級方法中首要關注的要素，其權重也相對較高。中國經濟的改革是一場漸進、持久的改革，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漸進式改革有助于在維持經濟社會總體穩定的情況下，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