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性侵現狀調查報告：三年間968起性侵兒童案被曝光

新華社長沙6月1日新媒體專電 題：受傷的花蕾 心碎的訴說——兒童性侵現狀調查報告(上)

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

三十多年前，8歲的肖云(化名)遭遇性侵，人生從此與噩夢相隨。

40歲那年，肖云成為了一名兒童防性侵講師。她講了211堂課，是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以下簡稱“女童保護”)1200多名講師中講課最多的一位。

2014年的一堂課后，肖云收到了一名小學女生的匿名短信，“老師，我已經有過性經歷了。”她回撥過去，對方關機。

此后，每隔十幾天，女孩都會用不同的號碼給她發匿名短信，短信里滿是痛苦、恐懼和掙扎。那所學校有600多名女童，最終也沒追蹤到是誰。

這成為肖云永遠的心結——

她仿佛看見了八歲那年無助的自己。而在課上課下，這樣疼痛的“映射”已不是第一次了。

肖云的志愿者同事梁超，將她的故事轉發到朋友圈。就在當天，1000人的朋友圈里，有4人主動向梁超傾訴了類似經歷。

2013至2015三年間，據“女童保護”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地被媒體曝光的性侵兒童案共968起。

而肖云和梁超遇到的那些講述者，還都存在于未曝光的案例中。

兒童性侵，你所見的，只是冰山一角。

968起性侵兒童案，超1790名受害兒童

“老師的手放我大腿上，像鉆頭一樣往上鉆。”今年4月，湖南攸縣男教師猥褻多名女童案件被新華社記者調查披露。受害女童小顏(化名)講述經歷時，止不住地渾身發抖。

小顏所在的班級有23名女童。數名當事人及家長向記者稱，班內絕大多數女生都曾被時任班主任撫摸身體，部分學生甚至被帶至教工宿舍被猥褻。

這并不是個例——

云南彝良縣農村教師張某猥褻7名女童被刑拘；湖南永順某鄉鎮學校校長猥褻6名女童被提起公訴；四川小學教師魏某多次對11名兒童實施奸淫猥褻被判死刑……

“女童保護”統計顯示，公開曝光的性侵兒童案中，一人對多名未成年人施害的案件比例從2014年的15.51%攀升至2015年的28%。

根據“女童保護”網絡監控數據的不完全統計，2013至2015三年間，全國各地被媒體曝光的性侵兒童案共968起。其中，受害兒童超過1790人，這一數據尚不包括表述為“多名兒童”等概數的情況。

而這僅是基于公開報道的數據。

事實上，社會與學界的共識是，諸多主客觀因素造成大部分性侵兒童案難以被公開。著名犯罪心理學專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表示，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針對中小學生的性侵害，其隱案比例是1：7。

換言之，一起性侵兒童新聞的曝光，或許意味著7起案件已然發生。

2015年陜西寶雞曝光一起猥褻案，受害人莉莉(化名)從6歲起遭繼父猥褻近十年。莉莉的生母在多年前就發現猥褻事實，卻未報警。

這一案例背后，另一個沉重的現實浮現：不少性侵兒童案在持續較長時間后，才被揭發。大量案例顯示，性侵者的施害行為具有長期性，如果沒有外界干預，不會自動終止。

危險的“熟人” “秘密”的魔咒

與小顏及她的同學不同，在肖云的童年“噩夢”里，性侵者不是老師，而是鄰居。

八歲那年，跟隨母親生活的肖云遭遇鄰居阿姨的丈夫侵犯，整整三年，放學都不敢回家。因為覺得丟臉，當時的肖云沒有告訴父母和老師。

三十多年后，類似的悲劇在吉林女童幻幻(化名)身上重演。這一次，作案者不是鄰居，而是幼兒園園長的丈夫。

那是2015年6月，6歲的幻幻被同學用鉛筆刺傷眼睛。園長讓其丈夫、幼兒園司機張濤開車送幻幻去醫院檢查。在路上，張濤給幻幻播放手機里的黃色視頻，又將其誘騙回家，實施強奸。

事后，張濤告訴幻幻：“這是大爺和你之間的秘密，不許告訴別人。”

2016年1月，吉林市昌邑區人民法院宣判，張濤強奸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7年。

教師、鄰居、校工、親屬……在諸多性侵兒童案例中，“熟人”幾乎成為令人心悸的名詞。“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更是讓罪惡隱形的魔咒。

“女童保護”提供的數據顯示，在2014年曝光的503起性侵兒童案中，熟人犯罪442起，占比87.87%(未提及雙方關系的案例未統計)。在2015年曝光的340起案件中，熟人犯罪240起，占比70%(未提及雙方關系的案例未統計)。

事實上，犯罪嫌疑人利用“熟人”身份，更容易接近兒童并獲取信任，案件發生后，也更容易通過誘哄、脅迫等方式掩蓋犯罪事實。

根據“女童保護”統計，在2013年的125起案件中，教師及校長作案43起，鄰居及父母的朋友作案14起；在2015年曝光的340起案件中，一人對多名兒童實施性侵案的案件有96起，此類作案人員中40%為教師。

此外，家庭成員性侵尤為值得關注：在2015年曝光案例中，有29起惡性案件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且因案情性質復雜、難以被揭發，多為長期施害。

“沉默”的農村，無助的留守

湖南攸縣女童猥褻案中，班級內23名女生，絕大多數是留守兒童。隔代教養導致的溝通不暢，使這位教師的猥褻行為長達三年卻沒有被家長發現。

舉報人小雨(化名)曾告訴記者，“老師專挑父母不在身邊的同學下手。”

在不少案例中，與祖輩相依為命的留守兒童，成為性侵兒童罪犯眼里“最好欺負的對象”。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公開曝光的案例中，農村地區呈現出一種反常的“沉默”——

在“女童保護”2014年統計報告中，受害的城鎮未成年人高達409人，而農村未成年人171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42人。同樣，在2015年統計報告中，受害者為農村兒童的僅占比23%，明顯少于城鎮。

專家表示，這并不代表兒童性侵案在城市更為高發，也不代表農村更為安全。

這充分說明，相較于農村，城鎮地區兒童受到更為密集的來自家庭、學校、社會的監護，使侵害行為更容易被發現。此外，城鎮地區司法系統的完善、媒體活躍程度高、觀念相對開明等因素，也使此類案件更大可能被公開曝光。

“女童保護”志愿者在深入山區、鄉村等實地考察、授課發現，由于家庭主要成員長年外出打工，農村留守兒童長期缺乏家庭的完善監護。此外，農村學校及社區的自我保護教育及基礎生理教育較為落后，甚至存在空白。

恐嚇與偏見：罪惡的“遮羞布”

在江西南昌縣，留守女童小萬(化名)遭遇多次性侵，卻長久沉默。

直到小萬的父母過年回家，發現孩子精神異常，又看到小萬手機里多次出現騷擾電話，才驚覺悲劇。

沉默，是不少受害兒童甚至是家庭的常態。它首先源自于施害者的恐嚇與脅迫。

據小萬姑姑講述，在初次性侵后，罪犯用手銬將小萬銬起來，并迫使她寫下了自愿書、家庭地址和家庭成員姓名。小萬被罪犯恐嚇，如果說出此事，就將其殺害，再殺掉其家人，因此始終不敢求助。

沉默也源自于大環境的偏見。

在湖南攸縣猥褻案中，舉報者小雨和家長一同前往受害同學小琴(化名)家中反映情況，希望能聯手舉報。隨后，小琴母親卻勒令女兒不可聲張，稱小雨“思想齷齪”，不許女兒再與其交往。

小琴母親的態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種社會偏見。幾年前，在廣西玉林市興業縣，13歲的留守女童曉雪(化名)遭遇至少10名中老年人性侵。曉雪的父親報警后，多人獲刑。

此后，據媒體反映，曉雪一家卻遭到了整個村莊的孤立，關于曉雪的風言風語，讓幼小的她飽受歧視與排擠。

社會偏見造成的二次傷害，既隱形又壓抑，讓受害者及其家庭在訴諸法律后，卻不得不“負重前行”。

“受侵害往往成為了孩子的過錯。”曾接觸過十余起兒童性侵案的律師李瑩說，社會輿論對受害兒童的“污名化”，給孩子造成了難以估量的精神傷害。

李瑩曾接手了轟動社會的百色助學網創始人王杰性侵貧困女生的案例。其間，起訴的女孩被認為給家里丟人了，甚至被要求“滾出去”。

“為什么很多受害者選擇沉默？因為傳統輿論會譴責她們，輿論也許會把報警、起訴的人淹死。家庭和社會無法給她們保護，所以她們沒有勇氣站出來。”李瑩說。(采寫記者：袁汝婷 李雙溪 沈洋 龐書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