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創新，完善現代治理——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改革觀察之二

以法治促改革

——“改革和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以制度為保障，讓法治與改革相得益彰，成為十八大以來改革“制度超越”的重點

2014年10月23日，一個法律人在微博上貼出一首詩：“從來治國憑圭臬，畢竟安邦靠準繩。神州金秋有盛會，重開法治又一春。”“盛會”，正是指當天閉幕的十八屆四中全會。

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以法治為主題的中央全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法治與改革的關系表述。習近平總書記形象地指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形成了“姊妹篇”；而改革和法治，正是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共同推進事業滾滾向前。以制度為保障，讓法治與改革相得益彰，成為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獲得“制度超越”的重點。

正如觀察家所言，今天改革要解決的問題，難度要超過此前30多年的改革。如果說當年的改革是先“破”后“立”，今天，面對錯綜復雜的利益格局、多元多變的價值理念，改革必須邊“破”邊“立”。

“深水區”的艱巨任務，呼喚更成熟穩健的改革。2014年，中央深改組第二次全體會議首次提出“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這一重要論斷，鮮明指出了“改革”與“法治”辯證統一，使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從一開始就納入法治化軌道。“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改革”，在實踐中不斷詮釋著改革和法治的關系。

法治解決了“軌道”問題，確保改革穩健。2014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關于修改《立法法》的決定，“稅收法定”正式確立。人們至今印象深刻：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宣布全面放開“二孩”后，這項政策并沒有立即付諸實施，而是等待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及相關法規的修訂完成。可以說，身處全面依法治國的宏闊背景，無論是試點創新還是制度突破，彰顯法治精神、獲得法律授權、遵循法定程序成為改革的大前提。“于法有據”，既以法律為改革者撐腰，也防止“亂改”損害群眾利益。

法治回應了“動力”問題，打破改革羈絆。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33個縣市區進行“三塊地”改革試點，暫停實施《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的相關條款。有法律學者評價：“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往往可能產生‘違法改革’的糾結。”以制度創新破除制度限制，才能讓改革既突破固有的限制，又實現持續的創新，避免出現“不改”的不擔當，讓改革蹄疾步穩、行穩致遠。

法治解決了“保障”問題，固化改革成果。簡政放權的政府改革日漸深入，無論是行政審批權的下放，還是政府職能的調整，都需要以法的形式固定下來；“新四化”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與城鎮化過程中的土地問題，信息化過程中的隱私權與知識產權問題，無不需要法治定規矩、劃邊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形成20多項制度成果，從厲行節約到黨內監督，成為法治建設的重要補充。以法治固化改革成果，才能避免出現“拉抽屜”“翻燒餅”，持續釋放出惠及民生的改革紅利。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閉幕4天后，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指出，要把全會提出的190項對依法治國具有重要意義的改革舉措，納入改革任務總臺賬，一體部署、一體落實、一體督辦。這樣一個細節也說明，法治本身就是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全面深化改革中，法治與改革相得益彰，形成“改革發展穩定”的鐵三角，讓全面深化改革踏準“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這個最根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