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情研究專家胡鞍鋼：“中國崩潰論”就是個國際笑話

改革開放給世界送去中國經驗

中國新聞周刊：有人認為你的國情研究屬于“中國學派”，你本人是“中國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你認同這種說法嗎？

胡鞍鋼：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學者有義務對中國的創新進行理性客觀專業化的總結，并及時介紹給世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這就是中國學者的缺位。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能構建出一個“中國學派”。

什么叫中國學派？就是要在第一時間、第一課堂、第一信息渠道總結中國道路、中國經驗、中國智慧。

事實上，這個群體已經逐漸形成了。像最近我們邀請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就屬于這種類型。我們有一些共同的經歷，比如都經歷過文革，都出過國，然后又都回來了，對中國的情況了解，對世界的情況也了解。

我記得，小平同志80年代初曾說過我們是世界公民，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也應該定義為世界學者。這些年，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一直在努力打造“中國學派”，展示“中國風格”，發出“中國聲音”，現在已經成為具有較大學術影響力、國際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的大學智庫。

當然，中國學者在國際上掌握話語權絕不是“天上掉餡餅”的事情，但也不是辦不到的事情，這就需要我們有自覺意識、主動意識，即自覺地、主動地參與國際學術競爭，力爭一席之地，進一步形成更大、更強的“中國聲音”。

中國新聞周刊：你認為，構建中國學派在當下有何意義？

胡鞍鋼：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可以說，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口超過十幾億，創造這樣的奇跡，也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持續增長了30多年。這是我們學術的大舞臺，也是我們作出知識貢獻的大有作為的一個歷史機遇。

我們需要自覺的說明和解釋中國的奇跡，就像毛澤東所說的，要坐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來說明世界，而不是倒過來。更需要創新、創意，從而繼續創造正在發生的遠未結束的中國奇跡。

中國學者需要有學術自覺、學術自信，就是說我們要回答到底未來的中國是什么樣的社會，到底未來的世界應該是什么樣的世界，到底未來中國的道路是什么樣的道路。

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當前，中國正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我們不能只生產物質產品，僅有Made in China，還需要產生思想，為世界提出中國方案、中國智慧和中國ideas，尤其是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掃清道路。

過去我們常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給世界送來了中國經驗，包括中國的實踐、教訓，來啟發幫助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對人類文明而言，中國趕超美國不僅是由于中國人民的偉大創新，還是人類文明與現代智慧的共同結晶。

黨的十九大報告總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十四條基本方略，對占全球人口80%以上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是雪中送炭。

這不僅是對中國未來中長期發展的部署，更是實現人類共同富裕、共同強大的中國方案，進一步明確了我國乃至世界進入新時代的形勢任務、目標原則、路徑手段、戰略策略、體制機制。中國的創意正在變為全球性的知識和想法。

中國新聞周刊：不過，客觀地講，目前在中國學術界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西學。你認為，構建“中國學派”當前的主要障礙有哪些？

胡鞍鋼：目前的國際學術界，仍然是“西風壓倒東風”，西方學術界不僅獨占英文世界的文字優勢，而且借助社會科學雜志及教科書的影響，也擁有了影響中國大學講堂、教科書的話語權。再加上某些中國教授們“言必稱希臘”，使得 “西學”大行其道，占據了主流話語權。

陳云同志曾說“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我想應該再加上一個 “不唯洋”，即“不唯洋人(權威)，不唯洋書(理論)”，不迷信西方，不迷信美國。

真正的中國學者本身就是西方學者的競爭者，而不是復制者、跟隨者，更不是西方學者的“留聲機”。

為此，我們要讓中國學者率先“走出去”，加快將已有學術成果翻譯為不同文字，要持續不斷地寫作翻譯，還要爭取出版一本就要有一本的影響力。我們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每日挖山不止，總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中國學術界的有志者。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在教學過程中用的都是我們教師自己寫的書，從來沒講過翻譯的書。這樣雖然很辛苦，但我們一直堅持這么做。

我們的定位非常清楚，就是既要做學術界與政界的橋梁、政界與社會公眾的橋梁，又要充當中國與世界的橋梁，與世界對話，代表中國，介紹中國，解讀中國，闡述中國。

(實習生袁睿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