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戰、“帽子”戰、審批戰…… 科研人員安坐實驗室咋這么難？

我國正快馬加鞭建設創新型國家。2016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11%，超過歐盟15個初創國家的平均水平2.08%。然而，與經費投入力度持續加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科研領域尚存一系列久治不愈的怪現象。

游擊戰：“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冷門前沿領域沒人敢做

“美國在許多領域引領世界科研潮流，它先挖一個‘坑’，愿者上鉤，拿錢進來，再由它分配資源。實際上就是全球為美國做實驗。論文投稿現在要求必須提交原始數據，美國控制著眾多頂級學術雜志，因而第一時間掌握所有前沿科學發現，最先知道你在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在重大戰略方向上，美國人也不全是自己花錢，而是號召全球一起去做，讓大家覺得這是個好東西，不做就趕不上時髦，發不了論文。”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所長唐宏說。

一些科研人員吐槽，有些所謂首席科學家“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經常變換研究領域，這在世界創新強國不可能出現。科研工作必定有延續性，可那些包裝著多個學術“標簽”的人，在中國往往很有市場，嚴重影響科研項目經費申請的信用體系建設。

　　實驗室里認真工作的科研人員薛宇舸/攝

還有一些科研人員反映，為了獲得更多科研項目經費，研究團隊扎堆追熱點的現象較為普遍，導致冷門前沿領域無人敢碰，基礎研究發展不平衡。

中科院生化與細胞所研究員李振斐說，現在各種基金、項目資助經費導向非常鮮明，許多研究課題相似，大家都在追熱點，很多冷門前沿領域卻沒人敢做。

“我在美國、歐洲做科研時發現，無論多冷門的領域，總有一些科學家長期在做。一旦國家需要，就能找到相關人才儲備。建議我國在基金、項目經費審批時適當考慮冷門領域，鼓勵一些科研人員從事冷門研究，保證基礎研究更平衡、更充分地開展。”李振斐說。

此外，許多基層科研人員反映，近些年學術會議、評審會議越來越多，這些活動有時變成了“拉關系”“拜山頭”的派對。

“一個單位承辦多少會議，能請多少專家，似乎成了一種工作業績。我希望80%時間能待在實驗室，可安心做科研的時間越來越少。”中科院生化與細胞所研究員許琛琦說。

“帽子”戰：瘋狂搶“帽子”人才 科研人才激勵現“馬太效應”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高校、科研單位熱衷于搞“帽子工程”“轉會大戰”。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杰出青年、“千人計劃”等有“帽子”的人才，成為許多單位競相爭奪的對象。這一方面影響了被“挖墻腳”單位的科研進展、團隊建設、梯隊建設；另一方面也在學術界助長了心浮氣躁的不良風氣，對國家整體科研生態建設頗為不利。

針對這種現狀，中科院上海藥物所副所長李佳建議，在科研單位績效評估中重點考核由本單位自己培養的頂尖人才數量，重點考核青年人才孕育環境的塑造和團結協作機制的創新。通過政策調整，遏制部分單位過度挖人和“帽子”人才頻繁“轉會”等無序流動。

在人才評價機制方面，應警惕科研人才激勵中的“馬太效應”。中科院上海光機所黨委書記邵建達表示，對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人才，宜采取階梯增長的激勵辦法，讓科研人員尤其是青年人才感到“有奔頭”。雖然反復強調不單以發表論文數量來衡量人才，但實踐中很難落實，工程技術類專家在這方面很吃虧。

一邊是“帽子”人才炙手可熱，另一邊是科研梯隊結構嚴重不合理。在我國，許多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目前主要依靠研究生開展科研工作，嚴重缺乏博士后流動站這個中間層次。在發達國家，科研機構實驗室里總有不少博士后人員長期在工作。實踐證明，博士后人員是實驗室成長為“參天大樹”的中堅力量，也是大科學家學術傳承、科學思想延續的重要紐帶，發展得好有可能形成學派，持續獲得卓越科學發現。

中科院上海光機所強激光材料重點實驗室副主任王俊率領團隊從事材料科學領域前沿基礎研究。他回國7年來，只招到一名博士后人員。

高水平科研成果產出離不開“成建制”的課題組，包括首席科學家、研究員等領軍人才，以及副研究員、博士后人員、研究生、實驗技術人員、平臺支撐人員等各種專業人員。多位首席科學家反映，除了擁有高級職稱的在編科研人員，博士后、研究生等流動人員以及支撐人員，通常沒有預算保障的工資收入，只能靠課題經費給流動人員開支較低額度的勞務費。這些人員跳槽到私營部門做類似工作，收入可漲至少3倍。科研機構“留不住人”的現象較為普遍。

這直接導致了我國一線科研人員流動性較大，國家即使投入再多科研經費，也無法確保持續的創新產出，更難形成有全球影響力的學術流派。

“按下發的編制指標，我的課題組每年只能招1名博士研究生，沒有足夠的博士研究生名額。如果招收編制內科研助理職工，又面臨單位編制數瓶頸。建議對基礎研究國內排名靠前的科研單位試點給予更多博士研究生名額和人員編制額，真正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中科院上海藥物所課題組長、中科院“百人計劃”入選者楊偉波說。

審批戰：有錢使不到“刀刃”上 “負債搞科研”問題嚴重

搞科學研究，需要聚精會神、心無旁騖。記者在多家科研單位調研時，不少科研人員表示，希望能夠更加專注科研工作，不為雜務分心，不必“四處找錢”維持實驗室運轉。他們對科研項目經費管理、科研成果轉化等提出改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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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科研項目經費投入要“見物也見人”，尤其要體現人才的價值。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黨委副書記兼副院長倪福弟說，科研項目經費投入“見物不見人”的現象突出，我國科研項目經費絕大部分投入儀器設備，對人員的投入限制很嚴，導致過于注重儀器設備的投資，輕視對人才的培養和激勵。

在科研項目經費中，用于人的費用主要為人員費和勞務費。人員費發給項目承擔單位有正式編制和固定工資的人員，勞務費發給博士后、外聘專家、研究生等流動人員。

由于一線城市生活成本高，一些科研單位不得不使用部分運行費用，來解決高級科研人員收入過低的問題。長此以往，運行費用缺口越來越大，越是科研任務重、成績突出的課題組，“負債搞科研”的問題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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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科研項目經費申請要抓大放小，決算要更加靈活。

王俊說，他的實驗室急需一臺價值200多萬元的設備，課題組雖然經費充足還是買不了，因為來自不同渠道的經費零碎且使用方向被嚴格限定。

“科研項目經費申請時得嚴格按程序報批，使用過程中卻有可能發生用途改變，我們希望在加強科研項目經費事前、事中、事后監管的前提下，在決算時允許一定限度的靈活調整。”王俊說。

中科院生化與細胞所研究員陳江野反映，科研項目經費審批大多鼓勵購買昂貴儀器，這些儀器使用率卻不高，而單價在20萬元到50萬元之間的常用儀器使用最頻繁，需求最大。“常用儀器審批很難通過，因為會由于同類設備已經購置而被否決。但我們實驗室常用儀器每天都滿負荷工作，已難以滿足科研任務需求，急需購置更多常用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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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科技成果作價入股要簡化審批，進一步激發科研人員活力。

2016年以來，國家已出臺優惠政策，科研成果作為無形資產作價入股是一種較好的轉化方式，更有利于激發科研人員的創造力，并保障科研單位的長期收益。但現行的國資監管政策，沒有給科研成果無形資產以區別于有形資產的管理渠道，對科研成果無形資產可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擔憂，導致相關經濟行為及價值評估的審批或備案耗時費力，有國資背景的創新單元進行投融資存在較大障礙。

對此，李佳建議，實行評估備案與科研成果無形資產的分類管理。對科研成果作價入股的，可進行評估備案；對以轉讓或許可等其他形式轉化的，可采取不需評估的協議定價；對以科研成果無形資產作價入股的，應分類管理、科學監管，使科研人員、科研成果和社會資本更有活力地結合，為促成創新活力巨大的高成長性科技企業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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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要以更開放的姿態撬動社會資本。

由于我國對國資院所管控非常嚴格，缺乏相應政策空間，國資院所通過與企業合作彌補經費缺口很難操作。“建議國家通過減免稅收等手段，鼓勵私營部門和其他社會資本關注并投入科研活動；出臺相關政策，引導國資院所在不影響科研活動自主、可控的前提下，引入各類資本，彌補資金缺口。”倪福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