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紅燈影響孩子上學？城市信用體系建設要科學度量

闖紅燈影響孩子上學？

專家建議城市信用體系建設要科學度量

近年來，各地正逐漸摸索出一套信用管理體系，有些承載著激勵和懲戒作用的市民信用評價產品持續受到關注，諸如惡意跳槽、闖紅燈等行為都可能影響市民信用。

這些舉措，引發廣泛熱議。有網友建議“全國推廣”，但也有人認為“社會強制力應該為社會底線而制，而道德是個人修養”、這些現象應該被約束，但不要和個人信用扯上關系、“關鍵還是在教育”。

闖紅燈等公共場合的不文明行為，是否應該劃歸“信用管理”？個人信用管理系統能否像“互聯網+”一樣成為“萬能藥”，會被濫用嗎？市場潛在的“刷分”、“鏟分”問題，是否會造成新的“不平等”？

圍繞這些問題，新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濤、中國市場學會信用學術委員會主任林鈞躍和北京網絡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趙鷂。專家認為，首先需要明確征信、誠信、信用各自的含義，有的屬于金融范疇，有的屬于道德范疇。

焦點1

什么是城市信用建設？先分清信用、征信與誠信

在你看來，闖紅燈、惡意“或者說頻繁跳槽”等這些行為，是否能夠體現一個人的“信用”，會影響個人征信嗎？如何區別誠信、信用與征信？

尹振濤：首先大家不要把各地出的信用分，理解成一個“征信報告”，只能說是代表一個人的道德和誠信水平的報告，它不能完全用于金融行業，用在其他領域也需要斟酌。

信用不等同于征信，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征信主要指金融領域，它的數據大多來源于金融領域，同樣它的使用應該更加聚焦在該領域；而信用是一個道德層面的問題，可以是來源于其他領域的數據，同時也可以在更廣泛的領域去應用。

例如我們說評價一個人道德好壞，這個人愛隨地吐痰，那肯定是道德不好，但是不能據此判斷他會借錢不還。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概念之間應該要嚴格地區分。

其次，我不建議做得特別細。例如，你的房子租出去了，租戶沒有交水電費，可能（作為房主）你的欠費信用信息就被記錄在案了；包括闖紅燈，因為路口的設計、機動車的情況，其實也有可能存在爭議。

趙鷂：我們說的征信指的是金融征信，相關數據以及根據這些數據所計算出來的結果、適用于這些數據的計算方法和模型，只能用于信貸領域。而且這種征信結果在信貸里面也是作為一種參考，不是說你征信好不好，或者說高于多少分就能夠拿到信貸，低于多少分就拿不到信貸，這個會產生金融排斥的問題。

我們一直強調，不是說每一個人都要得到金融服務，而是說每一個人都應該有獲得金融服務的機會。如果僅憑借一個冷冰冰的數字把一個個體從現代金融體系里面排斥出去，并不符合普惠金融的原則。

問題中所涉及相關案例，有些屬于公民的權利，事實上可以通過教育等方式來改進；如果因為闖紅燈等行為而沒有了求職等機會，不屬于征信討論的范圍。

誠信和信用是兩回事，我們說的信用是credit，你有債務，你能不能按時按金額履約；誠信是integrity，說一個人是不是正直，這是兩回事。比如說某人沒有收入來源、沒有還款能力，他不能獲得貸款，但是我們無法說他不誠信。

林鈞躍：信用和誠信，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信用是經濟契約的核心，比如說我們對外有個交易協議、賒銷合同、信用卡等等，屬于契約經濟類，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可以用貨幣單位直接度量。如果賒銷買方失信了的話，對方損失的價值是多少，可以馬上算出損失的錢數。失信侵害了誰的利益呢？從法律角度來講，屬于商事或民事主體。

而誠信道德缺失損害

的往往是公共利益。比如說闖紅燈，不僅僅是影響你，還影響周邊人，影響駕駛人員和其他的過路人。

為什么我們要把信用和誠信劃分開？即使是泛化了的誠信問題，也有必要跟一些社會道德問題區分開？因為解決不同類型問題的方法和技術手段不同，負責執行和參與治理的黨政主體不同。

解決信用的問題，就是契約經濟類的信用問題，有全世界通用的辦法，比如像征信、評級、信用保險等等；而對于那些損害公共利益，包括損害社會公眾的和損害政府利益的，解決誠信的問題，有另外的解決辦法，很多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解決方法。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群，對誠信的問題認識是不同的。

然而，惡意（頻繁）跳槽卻是另外一回事。求職和雇用是雙向選擇，不能簡單定性員工跳槽是“惡意”的。

城市信用體系建設者的基本思路是，光用思想教育解決不了問題，所以必須要有懲罰手段，為什么不把社會道德問題也用失信懲戒機制去懲罰？而該懲戒誰？該怎么“量刑”？或者該獎勵誰？須得有個科學度量工具，于是城市的個人信用分就出臺了。

有人問，為什么外國沒有這類用于失信懲戒的城市居民個人信用分呢？

這主要在于，使用法律的成本和司法效率等因素，公益律師和小額法庭缺失，都造成了全社會沒形成用法律訴訟解決問題的習慣和文化氛圍。因此，個人信用分不失為臨時性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

焦點2

個人信用體系建設需建立問詢、申訴等配套機制

如果信用分不佳就可能影響就業、落戶等，以及媒體提出的潛在的“刷分”、“鏟分”問題，是否會造成新的“不平等”？應如何規避這些問題？

尹振濤：關于第二個問題，我們說有市場，就可能有各種灰色的領域存在。一方面，從建設的角度來講，我認為這個（個人信用）體系建設應該逐步開展，不能一步就位，像一個籃子一樣把所有東西都裝進來。我覺得可以通過在評估體系內嘗試性地增加一些維度的方式，逐漸去試探效果。另一方面，從體系上來講，我認為需要增加一個問詢的機制，或申訴的通道，你提出證據，在一定前提下，可以消除這樣的負面信息，還有包括負面信息停留的時間，我覺得這些配套必須做好。

趙鷂：征信只能用于金融，不能用于其他方面。有些國家有一些特殊的職業需要看你的征信記錄，那是因為職業需要，但不會泛化這種使用。比如你去應聘一個服務生，不會要求看征信報告的。因此，行政管理不應阻礙憲法和法律賦予個體的基本權利的實現。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依法治國原理。像問題中所說，需要注意以后會不會有人倒賣這種分？比如說某人誠信分不好，影響到孩子上學，但這不應該與目前的九年義務教育規定有沖突。同時也要注意過度使用的問題。

林鈞躍：城市居民的個人信用分在國內可以分為三大類，一類是央行征信報告或者有一些金融機構都使用的FICO分，用邏輯回歸方法建立模型；第二類是芝麻分模式，用戶支付寶、余額寶，但是它又擴大到其他領域的應用，分數的構建方法是用多維度指標來評價；還有一種模式的信用分，適用于小區域的失信懲戒和守信激勵。通俗說，就是先賦予每個人一個基數分，干一件“壞”事就扣分，干一件“好”事就加分。基層政府或管理者會編制出一個加減分數的行為清單，得分高的會得到獎勵，分數低的有可能會被罰款。

分數有高低，但是影響就業的說法并不正確。只能說有些“好”的工作，只有信用分及格者才有資格申請，而信用分低者有可能被拒之門外。當然，個人的什么行為記錄會被認定為該被聯合懲戒的“失信”，是經過合法合規檢查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際聯席會議發布的《失信聯合懲戒備忘錄》是經過合規性審查的，有法律依據。

關于提問的“刷分”“鏟分”的問題，這個是違法的，而且該算是嚴重違法。

焦點3

失信懲戒機制下一步要完善舉報證據鏈及輔導

現行地方信用信息建設方面，有人認為個人信用分尚不成熟，也有人提出，存在征信與信用概念混淆等問題，同時在信息保護、過度使用等方面也被認為存在挑戰。未來，我們應該如何推動地方個人信用管理體系建設？

尹振濤：目前關于征信方面的法律法規，實際上只有一個《征信業管理條例》，是關于征信、是跟金融有關的，口徑是很窄的。而各地搞的信用體系建設，目前是沒有法律法規的規定，而只是部門的規章或者各地政府推出的，事實上是沒有上位法進行約束的；與此同時，我們有一個關于個人數據安全和隱私的管理辦法，這個辦法事實上說得非常清楚，我們在使用任何人的個人信息的時候，事實上應該征得每個信息主體的確認，并獲得授權來采集相關信息。

從各地推行的信用體系建設來講，其實還是一個美好的愿景。個人支持要建設一個誠信社會，對一些不誠信不守信的行為要進行一定的約束，而這些約束要考慮清楚，不能打擊面太廣，甚至影響到子女上學。

林鈞躍：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的推進是按照《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進行的，目前第一個規劃快要結束了，應該編制這個領域的十四五規劃。以社會信用體系中的失信懲戒機制建設舉例，失信懲戒機制建設走出去了兩步，一是黑名單系統建設；二是政府失信聯合懲戒和守信聯合激勵機制建設。下一步建設的推進方向就該是“治理型”的市場聯防機制建設了。

再有，失信被執行人（俗稱老賴）黑名單公示制度能永遠使用嗎？國外沒有黑名單公示這種形式，因為他們有《個人破產法》，這法對破產個人的很多管制要求，與我國現行的政府聯合懲戒措施相同，但同時也給予許多法律救濟。《個人破產法》會終結失信被執行人黑名單，全國人大宜早日將該法的立法列入規劃。

失信懲戒下一步要加強“市場聯防”，讓信用信息的采集和應用更深入，形成失信懲戒的“天羅地網”，進而讓失信懲戒更具柔韌性和高效率，完善舉報證據鏈及輔導和設計新型誠信教育工程等方面都會得到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