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思“美國夢”中認識中國

張慧瑜：19世紀的美國是一個小業主的時代，20世紀的美國則是一個白領的時代，這是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中的觀點。把美國夢放到美國具體的歷史中來考察是很重要的思考方式，那些看似好像普遍的東西和價值觀，其實都是有美國特色的“土特產品”。比如美國夢產生于美國這樣一個特定的新大陸，比如大眾文化也是一種非常美國化的文化形態，包括搖滾樂、好萊塢電影等，還比如汽車文化也是很有美國特色的文化，美國又被稱為車輪上的國家。這些都與美國特殊的歷史和發展道路有關，并非每個國家都適用。

三、中國人的“美國想象”與“美國形象”

蔣暉（北京大學中文系）：我去紐約學習了8年，后來又到夏威夷工作了兩年，所以和大家比，可能多了一點切身感受。美國內部的差異性非常大，不知道中國當代文學對美國形象的塑造是否體現了這些差異。我們老是把西方想成一個整體，把美國想成一個整體，實際上差異是非常大的，這是第一個非常直觀的感覺。第二個感覺，我們現在再談美國夢，方式可能會非常不同。也許在過去，中國社會本身沒有嚴重分化，想象美國的方式大致相同，但現在不一樣了，中國社會分化嚴重，人與人差異非常大。我們有富人，有很多出了國的人，也有農民，有打工妹，他們對美國的想象會非常不同。所以我們今天不是只有一種美國想象，而是有多種不同的美國想象。在討論中國的美國想象時，需要對這些多樣性進行闡釋。比如，打工作家王十月寫過一個小說《國家訂單》，還獲了大獎，他對美國的理解就和知識階層非常不同。現在中國人的美國想象太復雜，學者可能有學者的美國夢，但很奇怪的是，我感覺中國的學者似乎沒有想向美國同行學習什么東西，反而做的是一個美國夢。美國學者有很多好的東西，比如說上課非常認真，中國的學者似乎沒有把美國學者的治學精神、工作態度作為他們美國想象的一部分，卻迷戀于資產階級情調上的美國夢，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此外，在美國的中國人到底關心美國什么東西，他們不想回來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回來之后有沒有什么后悔的地方？我在美國有很多中國朋友，這些人主要還是認同美國的教育體制，就像我們這些中產階層，他們認為美國的教育體制比中國還是要優越一點，比如說教育壓力小一點，創造性更突出一點，這是父母們考慮比較多的。另一方面，現在中國人出去以后，對美國的文化認同比較少，他們更喜歡吃中國飯，認為中國的傳統很好，對中國充滿信心。但只要你談教育、談食品安全，他們馬上就不想回來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沒有一個整體的美國，美國好不好，每個人關注的角度都不一樣，有的人關注教育，有的人關注食品安全，是很有差異性的。

王磊（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30多年來，在中國，美國一直是一個理想的、值得參照和追求的目標。比如說《中國合伙人》的主人公在美國明明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很悲慘，但當他回國之后仍然源源不斷地把大批青年人輸送到美國去。他們的意圖在哪兒，是故意使壞嗎？應該不這么簡單。他們完全是為了個人財富、個人成功去忽悠那些青年人？也不是一個充分的理由。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他們仍然相信對美國的想象，對那種制度和價值觀有著根深蒂固的認同，不反思、不懷疑，他們的美國想象還是在一個理想、參照、追求的層次，其實質還是對美國夢的想象，而對其中的虛構性和幻想性卻選擇性地遺忘。

但是畢竟過去30多年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關于美國想象的虛構性和幻想性，越來越多地受到關注和反思，這也是當代大眾文化對美國的態度開始復雜起來的原因。今天我們對美國的態度，不再是單純如上世紀80、90年代那樣一味地相信，以及作為一種理想去追求，而是有一種自我反思的沖動在里面。對美國想象的幻想性和虛構性的反思，是當代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生長點，對于當代中國文化來講，我們的一個時代課題就是如何超越美國想象。關于美國想象的理想層面和幻想層面都是應該超越的，那么這個超越的前提是什么？就是當代中國需要有一個新的世界史視野，或者一個新的中國夢，它的基礎不應當是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及其文化與政治想象，而應該強調一種不同的政治經濟秩序和道路。我們要有一種新的中國想象，有一種反思500年來世界史格局的、面向未來的世界史視野，由此展開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創造。也許改革開放前30年我們對待美國的文化態度，也可以說是一種美國想象，但是二者間政治經濟的根基卻是不同的。兩個30年過去了，我們需要汲取過去的經驗教訓，建立起真正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制度和新文化，從根本上真正超越美國想象，超越既有的、看似不可撼動的世界文化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