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1屆三中全會到18屆三中全會 跨越時空改革坐標

標定方位　重大突破

“下海”，詞典里的一個釋義是：放棄原來的工作而經營商業。

改革開放之初，貧窮讓中國人燃起對富裕的渴望。許多人放棄黨政機關的“鐵飯碗”“金飯碗”，“撲通一聲”投身商海。

作為早期下海者，北京數銀英才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胡衛東深有體會地說：“說小了是個人對生活的重新定位，往大說，就是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糾結沖撞。”

個人的命運折射出時代的巨變。

“計劃與市場”“姓‘社’還是姓‘資’”，這個羈絆中國改革的歷史性難題，1992年的春天給出了全新的答案。

“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視察南方時發表的重要談話，在事關中國道路向何處去的又一重大歷史關頭，為全黨指引了方向。

改革開放醞釀著重大突破。

同年6月9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的講話中，針對建立什么樣的經濟體制問題，明確表示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法。

從“計劃”與“市場”互斥不容，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4年的艱辛探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終于找準了自己的方位。

堅冰又一次被打破。1993年11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審議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起基本框架。

“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偉大創舉。”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說。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步入新階段。一場波瀾壯闊的制度變革，由此開啟。

國有企業改革全面推開。制定公司法、實行資產重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打下堅實基礎。

非公經濟得到空前發展。1999年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個體私營經濟的地位從公有制經濟的“補充”上升為“重要組成部分”。

財政、稅收、金融、外貿、外匯、投資、住房等方面的改革漸次推進，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技術信息市場開始形成……

市場經濟勢如破竹，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也為抓住并用好新世紀頭一二十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奠定了堅實基礎。

溫飽解決的中國，僅用了不到十年就基本實現了總體小康，向著全面小康闊步邁進。

不到十年！中國經濟實現了質的飛越。國內生產總值從1992年的不到2.7萬億元，猛增到2000年的8.9萬億元，人均達到7858元，提前實現“翻兩番”的預期目標；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位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狀況基本結束；商品市場中的市場調節比重不斷加大，社會商品零售環節、農產品收購環節和生產資料出廠環節，市場調節比重分別高達95.8%、92.5%和87.4%……

不僅是數字的跳躍，還有思想意識、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深刻變革。中國，不可逆轉地融入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

“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將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帶入了一個新境界。”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