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沃斯論壇透視：“三張清單”釋放哪些信號？

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

“負面清單”被公眾所熟知是在2013年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而后，上海自貿區探索“負面清單”管理，僅限定企業“不能做什么”，體現放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行流程。

有業內人士比喻，“三張清單”相當于先給企業松綁，再捆住政府亂作為的手，待明確政府責任后，則研究如何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確立政府與市場的新關系、新秩序。

王小廣說，“三張清單”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應運而生，體現制度建設過程和問題導向，彼此之間是不斷發展的關系。三者都緊緊圍繞厘清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任務，有利于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

在常修澤看來，“三張清單”三位一體，具有清晰的改革邏輯。“負面清單”從經濟改革切入，瞄準政府與市場關系，打破許可制，擴大了企業創新空間。“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從行政體制改革切入，瞄準規范政府權力，做出明細界定，是自上而下的削權。

“提出‘責任清單’，使責任與權力對稱，符合行政體制改革本身的理論邏輯。”常修澤說，權力和責任是一個行政結構的缺一不可的兩個支柱，“責任清單”與“權力清單”互相制約，防止責權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