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離看在日中國研修生 工作辛苦期盼忍過三年

語言障礙帶來諸多不便 工作辛苦期盼忍過三年

近距離看在日中國研修生

　　圖片說明：在一家五金制品廠工作的中國研修生。

最近幾年，外國研修生“失蹤”現象成為日本媒體關注的焦點之一。研修生在日本是一個特殊群體，乍一聽，這個名稱給人以“高大上”之感，其本意也是指一邊工作掙錢一邊學習技術，但實際情況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很多研修生的工作都比較辛苦，而且學不到什么技能，以致最終選擇“逃離”。中國人是在日研修生的最大群體，因工作關系，本報駐日本特約記者長期同來自中國的研修生們有著往來接觸，現將對他們在日本工作和生活的直觀感受與讀者分享。

兩名女研修生的遭遇

高麗，18歲，來自山東農村。在來日本前，高麗曾琢磨進城打工，后來聽說到日本做研修生很賺錢，于是向當地人才派遣公司繳了相應費用，之后來到北海道一家水產食品公司。和高麗一起赴日的有12名研修生。“在這里，再苦我也要忍，畢竟每個月可以賺1萬多元人民幣，3年期滿后，除了還清來時欠的費用，還可以積攢20多萬元”，高麗說，“我將用這些錢開個小百貨商店，讓父母享享清福。”

高麗的夢想很快被現實擊碎。按照日本的規定，北海道的最低工資為每月11萬日元(1元人民幣約合18日元)，而高麗所在公司以為研修生繳納住宿用水用電費用等為由，每月只支付給研修生7萬日元。鑒于此，北見勞基署(即勞動仲裁處)要求該公司按最低工資標準將4萬日元補給研修生。此外，出入境管理局要求該公司：3年內不得雇用中國研修生，必須立即辭退、遣送還在該公司工作的中國研修生。

面對這個國家級裁定，該公司不得不執行。對該公司而言，是其咎由自取，但對來公司還不滿一年的高麗來說，卻是非常不幸的消息——她所賺的錢還掉之前所欠費用，幾乎沒有剩余。

小于，另一個中國女孩，也是通過國內人才派遣公司介紹走進這家公司的。不過，當她漸漸習慣了公司工作后，卻感覺身體出現異樣，比如經常想上廁所。去醫院診治發現，她患上了膀胱炎。由于無法快速治愈，小于就這樣常常奔波于工作臺—廁所—醫院之間。最終，出于自尊，她回到了國內父母身邊……

幾年前的一個夏天，位于日本北海道的一家公司向筆者發出邀請，希望筆者幫助處理該公司內部的一些事務。原來，有一批中國研修生在這家公司工作，因生活、工作習慣不同，她們常常和公司方發生摩擦，以至于影響到整個工廠的生產秩序。筆者所要做的就是從中協調，以緩解雙方矛盾。正是在這家公司，筆者了解到很多中國研修生的故事。像高麗，事實上，在那個仲裁下達后，為免她們受到刺激，筆者在不斷接觸、交流中，慢慢地向她們透露相關信息。像小于，數天前，筆者撥通她在國內的電話，獲悉她現在一邊治病，一邊學習化妝，以便維持生計。

最苦惱無法與日本同事交流

漁業是研修生群體在日從事的主要行業之一。筆者所在的這家公司主要生產原料為扇貝、馬哈魚等。這是家老企業，有50多年歷史，員工有100多人，中國研修生一般在18至30人，基本都是女性，“研修期”為3年。

筆者進入該公司剝扇貝的車間后看到：無論18歲的中國研修生還是年逾古稀的日本老太太，都內穿公司統一款式的工作服，外穿帶有防護前胸和后背的防水工作褲。大家站在工作平臺上，使用專用鏟形刀具剝扇貝。

每年5月到10月，是剝扇貝的高峰期。這家公司工作時間通常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每天8個多小時用同樣的站姿、同樣的方式揮動刀具剝扇貝，無疑很辛苦。有一次剝完扇貝開始做衛生工作時，筆者看到21歲的小蔡在抽泣，于是問道：“你怎么了？”她有些難為情地說：剝扇貝剝得手痛……小蔡是獨生子女，在國內平時不怎么干活。

在同一個車間，筆者每天都能看到一名佝僂著身子的日本老婦。通過日本同事了解到，她已經73歲。盡管年齡很大，她的工作效率不比年輕人低。“她好像不知道疼痛，剝得飛快。她們是習慣了，我習慣也就好了。”小蔡說。

事實上，在公司里，無論是中國研修生還是日本員工，動作都必須快，否則將被批評，日本員工還可能被勸退。因為中國研修生來日本時，日本公司已經和中國人才派遣公司簽訂合同，想勸退也沒有退路。

中午通常有50分鐘休息時間，但這個時間段研修生們更忙。中午11時24分，當負責輸送扇貝的員工高喊“終了”時，中國研修生會搶前跑下平臺。這樣做是為了搶先跑到沖洗防水工作服的一排水龍頭前。其次，由于人數較多，公司無法逐一為研修生配備炊具，她們只能合作使用，動作快的可以先做飯，然后讓給他人。

研修生的宿舍和廚房相連，距工作車間約100米。根據她們的描述，一般6個人住一個房間。雖然離車間較近，卻不會影響休息，因為大家一起下班。

筆者曾多次同研修生們就工作狀況進行交流，不少人表示，這份工作的確辛苦，但工資比較公平，基本都擺在賬面上。至于來日本這一趟值不值，她們的想法往往是：反正已經來了，說什么也得先工作3年再說。因為研修生來日本之前，一般要向中國的人才派遣公司繳納培訓、辦理簽證等費用共計5萬元人民幣。研修生們在日本還有一個很大的煩惱，在異國他鄉，她們很想跟日本同事交流，卻苦于語言不通。而且，很多研修生來自國內偏僻鄉村，家庭條件很差，而日本同事對她們的家鄉最感興趣，但即便翻譯在場，她們也羞于啟齒，只是忍著，期待3年時間快點過去。

吸引力下降，研修生大齡化

由于各種原因，中國研修生經常和公司發生一些小摩擦，從中協調正是筆者的職責。除了工資與加班方面的問題，筆者注意到，不少摩擦來自研修生們的一些小毛病：為節省生活開支，中國研修生常在公司的廁所里卷手紙，帶回宿舍;不能按時上班，工作時磨磨蹭蹭;工作時常聊天，尤其不戴口罩聊天——這可以說是食品行業的大忌。另外，令日本人最反感的是研修生不對垃圾進行分類。經過協調，研修生們漸漸改掉了這些不良習慣。

研修生來日本工作前，往往要到中國人才派遣公司所設立的日語學校學日語。但即便短暫學習過，很多人依然無法聽懂日語。所以下班后，她們常靠看得半懂不懂的電視節目或打牌消磨時光。

另一方面，雖名為研修生，實際上大多沒什么可研修的，僅僅是做一些能很快上手的體力活，而且多是勞動密集型的活。就像這家水產公司的主要工作——剝扇貝，到目前為止日本還沒有發明能剝扇貝的機械，只能手工剝，而且需要的勞動者很多。筆者注意到，研修生們對這樣的情形并不意外。

目前，在日中國研修生約十萬人，他們中的很多人與這家水產公司的研修生境遇大同小異。這幾年，筆者注意到一些變化。現在日本公司多采取打卡制，不像以前那樣按照統一的上下班時間計算。為吸引外國研修生，研修生的工資也有所提高。研修生小張告訴筆者，她2013年4月到該公司時，基本工資是每月8萬多日元，2014年和2015年提高到9萬多日元。在此基礎上，有些研修生的月收入可達到二十七八萬日元。即便如此，在這家公司，中國研修生的人數明顯在變少。以前，每年來10名研修生，一年生、二年生和三年生共計約30人。而現在，每期只有6人，三期研修生總共也只有18人。

2008年以前，來日本的研修生年齡基本在18—20歲。現在，隨著年輕人學歷越來越高、國內的人才需求量激增，想出國干活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來日本的研修生漸漸大齡化，有的已經40多歲。他們的生活、工作方式已基本定型，有時需要做些翻譯、解釋才能接受，這也是后來筆者再次受該公司之邀從事協調工作至今的原因。【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