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文學：大地之子黃大年

新華社北京11月23日電

報告文學：大地之子黃大年

新華社記者 吳晶 陳聰

習近平對黃大年同志先進事跡作出重要指示強調

心有大我　至誠報國

把愛國之情　報國之志

融入祖國改革發展的偉大事業之中

融入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大奮斗之中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對黃大年同志先進事跡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黃大年同志秉持科技報國理想，把為祖國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貢獻力量作為畢生追求，為我國教育科研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他的先進事跡感人肺腑。

習近平強調，我們要以黃大年同志為榜樣，學習他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愛國情懷，學習他教書育人、敢為人先的敬業精神，學習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獻的高尚情操，把愛國之情、報國之志融入祖國改革發展的偉大事業之中、融入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大奮斗之中，從自己做起，從本職崗位做起，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智慧和力量。

黃大年同志是著名地球物理學家，生前擔任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9年，黃大年同志毅然放棄國外優越條件回到祖國，刻苦鉆研、勇于創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補了多項國內技術空白，今年1月8日不幸因病去世，年僅58歲。

引子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

7年前，迎著飄飛的雪花，他從劍河之畔回到北國春城，只為赴一個與祖國的約定。

7年后，依舊是大雪紛飛，這個像轉子一樣超速運轉的人，在58歲的盛年猝然離世。唯留一段傳奇，震撼世間心靈：

他的回國，能讓某國的航母演習整個艦隊后退一百海里；

他的回國，加速推動中國深探事業用5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20年的道路！

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中心黃大年老師生前的辦公桌（2017年6月15日攝）。黃老師在自己的椅子邊多放了一把椅子，這樣學生或者其他老師來和他談工作時，能坐在一起交流。今年1月8日，國家“千人計劃”入選專家、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黃大年，為執著追求的教育科研事業燃盡最后一絲心血后闔然長逝。半年過去，這位戰略科學家的身影已經遠去，而他的事跡卻被越來越多人熟知。近日，記者再次走訪黃大年生前的同事、學生，聽他們講述昔日與黃老師在一起的難忘瞬間。新華社記者沈伯韓 攝

黃大年——

當人們含著熱淚傳頌這個名字的時候，他已經永遠閉上了雙眼。

有人說他是大地的兒子，因為他一生與地球物探相連。

有人說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燒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處，漫散熾熱。

最后的戰場

2016年12月13日，當冬日的第一縷陽光照進吉林大學第一醫院1265病房，黃大年已經打開電腦開始工作。

9天前，助手于平根據醫生的建議，“逼”著他到吉大一院做了檢查。之后，黃大年又馬上趕到北京開會，回來還沒喘口氣兒，他就拿到了住院通知。

這一夜睡得不太安穩，黃大年從醫生口中得知病情和手術方案，隱隱有些不安。他把弟弟妹妹從外地喊來，一同吃了頓久違的團圓飯，還特別叮囑不要把生病的消息告訴遠在英國的女兒黃瀟。小外孫很快就要出世，不能讓瀟瀟分心。

“黃老師！吃早飯了！”秘書王郁涵拎著飯盒走進了病房。

“小王，來，這件重要的事，要交給你辦。”黃大年從枕頭旁邊拿過一個硬盤，遞到她手里。

“這里面是一些需要妥善保管的資料，收好了。萬一我不在了，要把它交給學校，交給國家。”

“黃老師，您身體這么好，醫生說手術很簡單，您別多想，不會有事兒的。”王郁涵說著，眼圈有些泛紅，她趕緊低下頭掩飾著，去擺弄那個飯盒。

很快，來探視的師生打破了凝滯的空氣。大家又像往常一樣，排著隊等黃老師布置任務、答疑解惑——

“孫勇，這是我對一些研究方向的新思考，你回去琢磨一下，等我手術后咱倆再交流。”

“焦健，我找了一些文獻資料和軟件程序，你帶回去給學生們看看。”

……

一談就是兩三個小時。青年教師焦健看黃老師面有倦色，就張羅著讓大家先回去，讓黃老師好好休息。

病房安靜下來。

11月16日，在廣西南寧市園湖路小學，幾名學生在黃大年同志先進事跡教育基地參觀。當日，黃大年同志先進事跡教育基地在廣西南寧市園湖路小學揭牌，教育基地主要由陳列室和科技長廊組成，陳列室展示黃大年同志生平簡介、成長歷程、生前用品、科研成果等珍貴資料，其中實物57件，圖片137幅。黃大年1958年生于南寧，曾就讀于南寧市園湖路小學。新華社記者 陸波岸 攝

手機“叮”的一聲響，黃瀟在他們一家三口的群聊中發來了寶寶的彩超圖像。

黃大年推了推眼鏡，湊近手機，細細看著。這孩子，寬寬的額頭、翹翹的鼻子、大大的耳朵，越看越喜歡。

他回了三個微笑的表情，又另加了三個握手的符號，給心愛的女兒鼓勁兒。

“媽媽最近怎么樣？”黃瀟用英文問他。

“她很好。”

“她的車需要安裝雪地胎哦。”父女倆像往常一樣，遠隔萬里，互發著溫馨的笑臉。

整個下午，病房依舊人頭攢動。校領導來了，黃大年提了一些學科建設的規劃設想；學生周文月來了，他又詳細詢問她申請赴英留學的進展；國家“千人計劃”專家馬芳武、王獻昌來了，黃大年請他們坐在沙發上，自己拉個小板凳，興奮地聊起新興交叉學科的研究方向……

每隔兩小時來做例行檢查的護士長谷玥看著來往的人群暗想：這個黃老師笑呵呵的，人緣兒可真好。

傍晚，師生們見黃老師累了，就要離開，想讓他多休息休息，黃大年卻拉住他們說：“你們別走，我想和你們在一起……”

等到護士進來說要做術前腸道準備，黃大年又催著大家都回去：“明天手術完了又見面了。”

望著大家的背影，黃大年的笑容慢慢退去，他癡癡望著窗邊學生們送來的鮮花，有些出神。

“黃老師，您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谷玥走了進來。

“沒事，我就是有點兒急。”

“急？您急什么呢？明天就手術了，從上海請了最好的肝膽外科手術大夫來主刀，您的病一定會很快好起來的。”

“我知道，我說的不是這個，我手頭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

“您別急，黃老師，您出院以后很快就可以繼續工作了。”

黃大年聞言一笑，再沒說什么。

兩次灌腸持續了半個多小時。一切又安靜下來。

這是黃大年同志先進事跡教育基地揭牌儀式現場（11月16日攝）。 11月16日，黃大年同志先進事跡教育基地在廣西南寧市園湖路小學揭牌，教育基地主要由陳列室和科技長廊組成，陳列室展示黃大年同志生平簡介、成長歷程、生前用品、科研成果等珍貴資料，其中實物57件，圖片137幅。黃大年1958年生于南寧，曾就讀于南寧市園湖路小學。新華社記者 陸波岸 攝

窗外是呼嘯的北風，搖動著人的心神，黃大年拿起手機，翻看著朋友圈。當晚7時59分，他發了這樣一段文字：

人生的戰場無所不在，很難說哪個最重要。無論什么樣的戰斗都有一個共性——大戰前夕最寂靜，靜得像平安夜。無聊中翻看我的第一頁微信相冊，記錄了2009年圣誕節后，把英國劍橋十多年的家移到長春南湖邊的日子。在湖邊的上班路上奔忙，一晃又要到第七個圣誕節了。腦子里滿是賀卡、圣誕歌、圣誕禮物、圣誕樹等忙碌后的放松感和濃濃的節日氣氛。它提醒職場拼搏的人們，事業重要，生活和家庭同樣重要，但健康最重要！

晚8時53分，這條朋友圈文字受到許多人關注，于是黃大年又寫了一句：“謝謝大家鼓勵，明天上午開始，暫時失聯一小段時間。”

望著窗外的暗夜，他撥出了一個電話。

“喂，大年，現在聽清楚了嗎？”

“清楚了，現在清楚多了。”

北京的一棟居民樓里，他的大學同窗、時任中國地質科學院黨委書記王小烈聽出他語氣有些消沉，趕緊找了安靜的地方聽電話。

“小烈，我現在在醫院，醫生說我的膽囊里長個小瘤子，很危險，醫生說有兩套方案……”

黃大年后來說了什么，王小烈沒心思聽了。耳朵里“嗡”的一聲，好像腦袋都要炸開了。他沒想到生龍活虎的大年會生病，還是這樣的病。

“大年，你放心，別有什么負擔，上海最好的醫生都請過來了，手術肯定沒問題。”王小烈強作鎮定地給老友打氣。

黃大年似乎沒聽到，又接著說：“手術的時候，會打三個洞，把膽囊取出來以后，馬上做切片，如果是惡性腫瘤，就開刀，良性的話就不用。”

不知是不是手機信號的原因，黃大年的話有些斷續，語氣也沒平時那么平穩有力。兩個好友斷斷續續說了將近一個小時，從生病說到鍛煉，從工作說到子女，又從退休說到旅游……

“人生的戰場無所不在。”王小烈怎么也沒想到，那個游泳、打球樣樣精通，好像總在路上奮力奔跑的人突然就倒下了。

直到很久以后，王小烈還記著電話掛斷前，黃大年說：“小烈啊，等我好了，把這些事做完，咱們兩家做伴兒出去走走，我背上我那個相機，好好給你們照點兒相。”

再沒有人知道，生命中最后的平靜一夜，黃大年還想了什么，做了什么。

唯一能確定的是，2016年12月13日凌晨１時，他給周文月發去微信，說他已經給劍橋大學發送了郵件，推薦她去攻讀博士學位。

黎明時分，他用最喜歡的《再別康橋》中的金句，改寫了微信的簽名檔：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

最后的戰場

2016年12月13日，當冬日的第一縷陽光照進吉林大學第一醫院1265病房，黃大年已經打開電腦開始工作。

9天前，助手于平根據醫生的建議，“逼”著他到吉大一院做了檢查。之后，黃大年又馬上趕到北京開會，回來還沒喘口氣兒，他就拿到了住院通知。

這一夜睡得不太安穩，黃大年從醫生口中得知病情和手術方案，隱隱有些不安。他把弟弟妹妹從外地喊來，一同吃了頓久違的團圓飯，還特別叮囑不要把生病的消息告訴遠在英國的女兒黃瀟。小外孫很快就要出世，不能讓瀟瀟分心。

“黃老師！吃早飯了！”秘書王郁涵拎著飯盒走進了病房。

“小王，來，這件重要的事，要交給你辦。”黃大年從枕頭旁邊拿過一個硬盤，遞到她手里。

“這里面是一些需要妥善保管的資料，收好了。萬一我不在了，要把它交給學校，交給國家。”

“黃老師，您身體這么好，醫生說手術很簡單，您別多想，不會有事兒的。”王郁涵說著，眼圈有些泛紅，她趕緊低下頭掩飾著，去擺弄那個飯盒。

很快，來探視的師生打破了凝滯的空氣。大家又像往常一樣，排著隊等黃老師布置任務、答疑解惑——

“孫勇，這是我對一些研究方向的新思考，你回去琢磨一下，等我手術后咱倆再交流。”

“焦健，我找了一些文獻資料和軟件程序，你帶回去給學生們看看。”

……

一談就是兩三個小時。青年教師焦健看黃老師面有倦色，就張羅著讓大家先回去，讓黃老師好好休息。

病房安靜下來。

手機“叮”的一聲響，黃瀟在他們一家三口的群聊中發來了寶寶的彩超圖像。

黃大年推了推眼鏡，湊近手機，細細看著。這孩子，寬寬的額頭、翹翹的鼻子、大大的耳朵，越看越喜歡。

他回了三個微笑的表情，又另加了三個握手的符號，給心愛的女兒鼓勁兒。

“媽媽最近怎么樣？”黃瀟用英文問他。

“她很好。”

“她的車需要安裝雪地胎哦。”父女倆像往常一樣，遠隔萬里，互發著溫馨的笑臉。

整個下午，病房依舊人頭攢動。校領導來了，黃大年提了一些學科建設的規劃設想；學生周文月來了，他又詳細詢問她申請赴英留學的進展；國家“千人計劃”專家馬芳武、王獻昌來了，黃大年請他們坐在沙發上，自己拉個小板凳，興奮地聊起新興交叉學科的研究方向……

每隔兩小時來做例行檢查的護士長谷玥看著來往的人群暗想：這個黃老師笑呵呵的，人緣兒可真好。

傍晚，師生們見黃老師累了，就要離開，想讓他多休息休息，黃大年卻拉住他們說：“你們別走，我想和你們在一起……”

等到護士進來說要做術前腸道準備，黃大年又催著大家都回去：“明天手術完了又見面了。”

望著大家的背影，黃大年的笑容慢慢退去，他癡癡望著窗邊學生們送來的鮮花，有些出神。

“黃老師，您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谷玥走了進來。

“沒事，我就是有點兒急。”

“急？您急什么呢？明天就手術了，從上海請了最好的肝膽外科手術大夫來主刀，您的病一定會很快好起來的。”

“我知道，我說的不是這個，我手頭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

“您別急，黃老師，您出院以后很快就可以繼續工作了。”

黃大年聞言一笑，再沒說什么。

兩次灌腸持續了半個多小時。一切又安靜下來。

窗外是呼嘯的北風，搖動著人的心神，黃大年拿起手機，翻看著朋友圈。當晚7時59分，他發了這樣一段文字：

人生的戰場無所不在，很難說哪個最重要。無論什么樣的戰斗都有一個共性——大戰前夕最寂靜，靜得像平安夜。無聊中翻看我的第一頁微信相冊，記錄了2009年圣誕節后，把英國劍橋十多年的家移到長春南湖邊的日子。在湖邊的上班路上奔忙，一晃又要到第七個圣誕節了。腦子里滿是賀卡、圣誕歌、圣誕禮物、圣誕樹等忙碌后的放松感和濃濃的節日氣氛。它提醒職場拼搏的人們，事業重要，生活和家庭同樣重要，但健康最重要！

晚8時53分，這條朋友圈文字受到許多人關注，于是黃大年又寫了一句：“謝謝大家鼓勵，明天上午開始，暫時失聯一小段時間。”

望著窗外的暗夜，他撥出了一個電話。

“喂，大年，現在聽清楚了嗎？”

“清楚了，現在清楚多了。”

北京的一棟居民樓里，他的大學同窗、時任中國地質科學院黨委書記王小烈聽出他語氣有些消沉，趕緊找了安靜的地方聽電話。

“小烈，我現在在醫院，醫生說我的膽囊里長個小瘤子，很危險，醫生說有兩套方案……”

黃大年后來說了什么，王小烈沒心思聽了。耳朵里“嗡”的一聲，好像腦袋都要炸開了。他沒想到生龍活虎的大年會生病，還是這樣的病。

“大年，你放心，別有什么負擔，上海最好的醫生都請過來了，手術肯定沒問題。”王小烈強作鎮定地給老友打氣。

黃大年似乎沒聽到，又接著說：“手術的時候，會打三個洞，把膽囊取出來以后，馬上做切片，如果是惡性腫瘤，就開刀，良性的話就不用。”

不知是不是手機信號的原因，黃大年的話有些斷續，語氣也沒平時那么平穩有力。兩個好友斷斷續續說了將近一個小時，從生病說到鍛煉，從工作說到子女，又從退休說到旅游……

“人生的戰場無所不在。”王小烈怎么也沒想到，那個游泳、打球樣樣精通，好像總在路上奮力奔跑的人突然就倒下了。

直到很久以后，王小烈還記著電話掛斷前，黃大年說：“小烈啊，等我好了，把這些事做完，咱們兩家做伴兒出去走走，我背上我那個相機，好好給你們照點兒相。”

再沒有人知道，生命中最后的平靜一夜，黃大年還想了什么，做了什么。

唯一能確定的是，2016年12月13日凌晨１時，他給周文月發去微信，說他已經給劍橋大學發送了郵件，推薦她去攻讀博士學位。

黎明時分，他用最喜歡的《再別康橋》中的金句，改寫了微信的簽名檔：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

夢想，又一次起航！

母校，我回來了！

站在古樸秀麗的地質宮門前，黃大年深吸了一口氣。這里的石獅華表、一草一木，都是那般熟悉親切。

一口氣爬上117級臺階，黃大年快步來到地質宮的頂層五樓。站在幽深的走廊上，他仿佛回到當年剛剛邁進這里的那一刻。

命運是如此巧合。學校為他準備的507辦公室與他當年入學時的自習室僅僅隔了15米，而為了這一天他卻遠隔重洋，整整走了18年。

地質宮正對著操場。透過507辦公室的窗戶，可以望見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黃大年凝視著那一抹奪目的鮮紅，淚水溢出了眼眶。

夢想，又一次起航！

黃大年與吉林大學簽約5年，僅有一個頭銜：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

“大年，有什么要求，我們盡力解決。”學校領導很擔心，多所國內頂尖學校紛紛伸出橄欖枝，東北這塊土地會不會留不住他。

“我是國家培養出來的，是從東北這塊黑土地走出去的，吉林大學是我夢開始的地方，我就一定會回到這里！”黃大年身板挺直，眼中透出一股堅定的自信。

他的大學好友、原吉林大學儀電學院院長林君仿佛又看見了那個在畢業留言冊上寫下“振興中華，乃我輩之責”的青年，一頭黑發、滿眼光華。

雨果曾說：“誰虛度了年華，青春就將褪色。”在那個知識重新閃光的黃金時代，黃大年與同學們一起，誓要“把失去的光陰奪回來”。

同窗四年，他們曾廢寢忘食地坐進自習室，翻爛了能找到的所有專業書籍；他們曾熱血沸騰地夜游校園，慶祝中國女排拿下第一個世界冠軍；他們曾爭先恐后地傳閱各類人物傳記，立志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

黃大年悟性很高，也十分刻苦。他遇到難題就鉆進去，搞不清楚就打破砂鍋問到底。他的大學同學、中國地質大學教授張貴賓記得，當時人手一本《吉米多維奇數學分析習題集》，很多同學只做了一部分，大年卻整個“啃”下來了。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踢球健將精力充沛，對同學熱情友善，遇到他認為正確的事也總是據理力爭，骨子里很“硬”。

王小烈覺得，大年的父母都是地質學校教師，對他影響很大，他對物探專業很癡迷，一點兒也不覺得枯燥，對成才報國更是有著強烈而清晰的目標。

1958年8月28日，廣西地質學校的一棟家屬樓里，黃老師家的長子呱呱落地。正值“大躍進”的年代，他們給孩子取名“大年”。

快樂的童年時光，是在父母用心的教育和陪伴中度過的。

“大年，昨天的棋局背下來了嗎？”

“大年，現在把書合上，復述一遍給我聽。”

“大年，這是剛給你買回來的《十萬個為什么》，你看看。”

母親想方設法從圖書館找來各種書籍資料，父親把他抱在膝上，一本一本講給他聽。

錢學森等被父母尊為“英雄”的大科學家在小小腦瓜的想象中，都是差不多的模樣，“清瘦”“和善”，“帶回來的行李箱中滿滿都是書”。

然而，“文革”突如其來，還在上小學的黃大年隨父母下放到偏僻山村，初中時代又輾轉求學，幾乎與家人隔絕。高中畢業時，他從幾百人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名航空物探操作員。

第一次從飛機上俯瞰大地，這個17歲的少年被那壯美的景致震撼了。他第一次發現，這片土地是如此遼闊，那綿綿群山、潺潺流水、茵茵草木，無不激發著他內心深處那份質樸的眷愛。

航空物探操作員的工作十分危險，一次飛機故障，一個同事犧牲了，黃大年的額頭上也留下疤痕。可是，這個樂觀頑強的少年卻無所畏懼，對大地深處好奇的探究心，越來越強烈。

當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他拼盡全力背水一戰，以高出錄取線80分的成績，毅然選擇報考長春地質學院。

這是李四光創辦的新中國第一所地質專科學校，也是他們全家心目中的地探學術殿堂。收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天，一家人都流下激動的熱淚。

“大年，你們這一代人很幸運，要珍惜時間，早日學成報國。”夜半時分，黃大年常會坐在寢室的窗臺上，捧讀父母的來信。

月光越是清冷，記憶就越發清晰。

他想起曾在廣西羅屋礦區參加的“找礦大會戰”。作為一名磁場測量隊伍的勘測隊員，他要扛著磁秤儀跋山涉水，記錄不同地點的磁力變化，推斷和猜測鐵礦的位置和規模。由于儀器對溫度、濕度都很敏感，隊員們必須十分小心，記準數據，再分析地層、計算參數。

一天120個測點，必須走成一條直線，哪怕跋山涉水，也絕不允許繞道。在悶熱潮濕的環境下，即使是體格健壯的年輕人，也有撐不住的時候。一次，黃大年患重感冒發燒，在山上燒得起不來床，腳上的濕疹潰爛成一片。領導要他休息，他仍趴在小桌子上制作表格。

困難猶如無盡的山路，而他的斗志卻如同腳下的石頭。黃大年曾經創造了一天測160個點的單位紀錄。一年后，因為和同事探測發現了一座中型鐵礦，他獲得了“工業學大慶先進生產者”稱號。

在整個大學時光里，“以艱苦奮斗為榮、以獻身地質事業為榮、以為祖國找礦為榮”的專業教育深深刻進了黃大年的腦海。

“……我們有火焰般的熱情，戰勝了一切疲勞和寒冷。背起了我們的行裝，攀上了層層的山峰，我們滿懷無限的希望，為祖國尋找出富饒的礦藏……”那首與同學們在田野實習中不斷唱起的《勘探隊員之歌》，常常令他心潮澎湃、熱血沸騰。

“做一名優秀的地球物理學家，把地球變成透明的！”那個曾經跋山涉水、想要征服大地的青年，第一次確立了他人生的夢想，從此堅如磐石。

1982年，在大多數不習慣北方生活的南方同學畢業紛紛離去后，黃大年作為全校僅有的10個“三好標兵”之一，令人驚訝地留校任教。

科學的春天里，風華正茂的黃大年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一起追趕著世界。他順利考取碩士研究生，一路表現優異、屢獲獎勵，1991年破格晉升副教授。

“老同學，我要走了！”1992年秋天，黃大年找到林君，告訴他學校要送他去英國深造。他獲得“中英友好獎學金項目”的全額資助，是30個人中唯一一名地學研究者。

林君至今記著當時的場景。黃大年沖著大家使勁兒揮手，堅定地說：“等著我，我一定會把國外的先進技術帶回來。咱們一起努力，研制出我們國家自己的地球物探儀器！”

奮斗，是這一代人的夢想；報國，是這一代人的情結。當祖國給了他們夢想的翅膀，他們就成為勇敢的候鳥，把歸來當作生命的必然。

1996年初春的一個早晨，利茲大學一間教室內，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黃大年，一個中國人，刷新了歷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績獲得地球物理學博士學位。

一年后，黃大年進入英國ARKeX公司，一步步成為一個被仰望、被追趕的傳奇人物。

但林君料定，大年一定會回來，“就像娃出去見了世面，吃了好東西，總惦記著給母親捎回來”。

果然，黃大年帶著滿腔的激情、一身的本領回來了。他要把這些年祖國對他的培養，對母校的思念，都用智慧和汗水補回來！

回國不久，2010年2月，一個國家級的大項目找上門來。

“黃老師，我們領域正在部署一個航空重力梯度儀的項目，想在‘十二五’時期取得突破。”科技部的一位項目負責同志開門見山，態度懇切。

這是國家正在醞釀的一個“863”“十二五”主題項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測量技術。相關團隊、儀器、設備都已齊備，只缺一個領軍人物。有人向科技部這位負責同志推薦了黃大年，經過簡短的交流，來人發現他在這一領域的視野比其他人要寬廣得多。怎么管理、用什么路線、怎么保證核心部件質量……他都“門兒清”。

“沒問題。”黃大年笑容可掬地回答。

“黃老師，我得和您說明一下，現在這個項目的情況是，您拿不到一分錢、沒有一個自己承擔的課題，但是非常迫切，需要您做牽頭人，請您來管團隊、趕進度、幫忙指導技術……”

“沒問題。”黃大年依然是三個字，讓這位同志愣住了。黃大年看著對方正色說道：“這是關系國家戰略安全的重大研究，我愿意做。”

“做了牽頭人，意味著這些項目和課題的評審、論證、驗收，您可能都需要參與，需要額外占用您很多時間。”

“只要國家需要，我就干！沒什么好說的。”黃大年很堅定。

莎士比亞曾說，我懷著比對我自己的生命更大的尊敬、神圣和嚴肅，去愛國家的利益。

曾在劍河之畔，尋訪過莎翁足跡的黃大年，更懂得如何去擺放國家利益的位置。

航空重力梯度儀是一項戰略尖端技術。這項技術就像在飛機上安裝“千里眼”，可以透視出地表下幾百米深度內一輛卡車大小的目標，它不受地形限制，一天就可以高質量地完成傳統方法幾個月的工作量。早在20世紀90年代，美英等發達國家已使用這項技術進行軍事防御和資源勘探。有人甚至把這個國際貿易中的“非賣品”稱為“地球重力武器”。

沒有誰比黃大年更清楚，在國外長期對華封鎖的情況下，中國想要在這一領域取得從零到一的突破，有多難，又有多急迫！

航空重力梯度儀研究是一項“顛覆性”的技術。它牽涉材料、機械、電子、軟件、大數據等眾多交叉學科，僅20世紀70年代，美國對這種裝備的研制就投入了10多億美元。在近年來探明的國外深海大型油田、盆地邊緣大型油氣田等成功實驗中，這項技術更是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成為前沿科技推動行業突破的典范。

但對于黃大年來說，航空重力梯度儀，也承載著他心中一個永遠的痛。

那是2004年3月，北大西洋海底。黃大年正在專心做著試驗。突然，有人通知他，家屬來電話。

“大年！你還好吧？估計我們見不到最后一面了。”萬里之遙，父親的聲音緩慢而虛弱。

“爸，您怎么了？”黃大年心急如焚，卻不知從何問起。

老人突發病重，自感時日無多，家人幾番輾轉，終于聯系上了黃大年。

“兒子，我理解你的處境……你要記住，你可以不為父母盡孝，但不能不為國家盡忠，別忘了，你是有祖國的人！”

“我們可以破例上浮，送你去見你父親最后一面，但是你所從事的實驗計劃不得不中斷。”艦長得知情況后，看著雙手緊緊攥住話筒的黃大年，略帶動容地說。

那時，航空重力梯度儀研究正處在軍轉民的關鍵階段，如果不是黃大年的英國導師極力推薦，外方絕不會讓一個中國科學家參與其中。如果中斷試驗，這個儀器可能就不會轉為民用。而只有變成民用，中國才有機會接觸這一技術。

黃大年抬起頭，兩眼通紅，他望著艦長，最終搖了搖頭。

“我不能放棄，放棄，就意味著前功盡棄。”黃大年把嘴唇咬出了血，堅持做完了試驗。半月有余，他重回陸地，奔回老家，在父親的墳前長跪不起。

兩年后，大洋彼岸的萬米高空，他仍在進行這項技術研究，彌留之際的媽媽又打來電話：“大年啊，你在國外工作，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早點兒回來，給我們國家做點兒事情……”

“哥啊！媽媽一直心疼你，你這輩子總是離家太遠。她在臨終前還囑咐我和妹妹千萬不要怪你。”在老人的墳前，聽著弟弟黃大文的訴說，兄弟倆抱頭痛哭。

兩位老人不約而同，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為兒子上了終生銘記的最后一課。

多年以后，回到長春的那個夜晚，黃大年含著淚水，在一份呈報學校的工作自述中這樣寫道：“我的父母屬于那一代歷經了諸多磨難的中國知識分子，無論對國家還是兒女，以吃苦耐勞、兢兢業業、只講奉獻不圖回報的優秀品質著稱于世；以為國家培養和獻出自己的優秀兒女為榮。他們在人生最后時刻仍然表現出對祖國自始至終的忠誠、樸實和包容、傲骨和責任，令人由衷敬佩和永遠懷念。父輩們的祖國情結，伴隨著我的成長、成熟和成材，并左右我一生中幾乎所有的選擇。這就是祖國高于一切！”

“現在，兒子回來了！兒子就要遵照你們的心愿，為國家做事情了！”

一天都不能等。他把行李往學校安排的公寓樓一放，再把剛剛經歷喪父之痛的張艷安頓好，買了張機票就飛去北京。

幾個月的時間，他跑遍了十幾個與航空重力梯度儀研究相關的科研院所。徹底摸過“家底兒”后，他就把自己關進辦公室，通宵達旦設計科研思路，提出“從移動平臺、探測設備兩條路線加速推進”；他向吉林大學提交報告，創設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中心，啟動“重載荷智能化物探專用無人直升機研制”課題。

入夏時節，地質宮陳舊的磚瓦擋不住瓢潑的大雨，鋸末鋪就的單薄屋頂吸滿了水，頂層五樓儼然成了悶熱難當的滲水大棚。

時任地探學院黨委書記黃忠民去檢查修繕情況，愣住了。507辦公室能蒙上的地方都用塑料布蒙上了，屋里到處擺著臉盆和大桶。黃大年穿著T恤衫、大短褲，坐在屋子中央，專注地在電腦上敲著字。于平、王郁涵就在他旁邊，替他打著傘，核對著數據。

“黃老師，這屋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的，咋還工作啊？”

“忠民，我們手頭要做的事情很多，一天都耽擱不得啊！”此時，黃大年不僅擔任“863”“十二五”主題項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測量技術”的首席專家，還接下了國家863計劃資源環境技術領域主題專家的重任，負責策劃、協調和組織中科院、高校等資源形成高科技聯合攻關團隊。

一時之間，黃大年面前，至少有15個大項目排著隊。從立項階段對技術思路和關鍵指標的討論，到每一個課題的任務細化和實施進展，從每個年度的進展匯報，到項目立項獲批兩年后的中期評估，每一步都需要他通盤考慮、細致規劃、設計實施。

有的人搞不懂，這些事情你在國外也不是沒做過，干嗎還要回國來受這份累？黃大年卻說：“作為中國人，無論你在國外取得多大成績，而你所研究的領域在自己的祖國卻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剛剛起步，那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功。只有在國內把同樣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滿足。”

“黃大牛”與“大黃牛”

2010年春，北京百萬莊大街26號。中國地質科學院的大門口，時任副院長董樹文正在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

一輛出租車停在路邊，一個戴著眼鏡、背個雙肩包、踩著厚底大皮鞋的中年人利索地下車，大步流星地朝這邊走來。

就是他！黃大年！董樹文習慣性地看了下手表：比約定時間還早十分鐘。心下不禁對此人多了幾分贊許。

坐定后，董樹文開門見山，想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大年，你過去研究什么方向？”

“我在國外時搞過一些戰略核心技術，我是唯一一個沒有論文的國家‘千人計劃’專家。”

董樹文心里一愣。雖然研究領域不同，他從寥寥數語中已讀出黃大年特殊的才華和本領。

“如果請你負責，時間比較緊，能不能趕得上？”

“董院長，我過去有基礎，應該沒問題。”

作為首席科學家，董樹文正在全力推進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地球深部探測專項（SinoProbe）。該項目設置8大項目49個課題，集中了國內118家機構、1600多位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參與其中，吹響了中國向深地進軍的“集結號”。

當人類因人口膨脹、環境惡化敲響“資源枯竭”的警鐘時，埋藏在地層深部的豐富資源卻在靜靜沉睡。從理論上講，地球內部可利用的成礦空間，分布在從地表到地下1萬米，世界先進水平勘探開采深度平均在2500米至4000米，相當于給地球“掏掏耳洞”。

對中國而言，向地球深部進軍已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戰略科技問題。我們不僅探測水平落后歐美國家近30年，礦產資源勘探深度平均只有400多米，油氣開采平均深度不足4500米，且有部分地形復雜的國土迄今還沒有被勘查過，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也亟待探測和守護。

考慮到中國在深探裝備領域長期依賴進口的情況，有關部門提出在深探專項八個項目已全面啟動的情況下，追加第九項目——“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制與實驗”。該項目斥資3億元人民幣、牽涉技術領域眾多，誰來“挑頭”直接影響整個大項目的進度和成果。彼時，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已經制定了初步方案，黃大年回國后，在科技部和財政部有關領導的引薦下，董樹文與黃大年見了這一面。很快，董樹文召集幾家單位共同商定，時任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朱日祥院士同意請黃大年主持該項目。這個項目為黃大年量身定制了一個施展才華的平臺。

如果說“高精度航空重力測量技術”項目就像在飛機、艦船、衛星等移動平臺上安裝“千里眼”，看穿地下深埋的礦藏和潛伏的目標，那么“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制與實驗”項目就是研制給地球做“CT”和“核磁”的儀器裝備，讓地下兩公里甚至更深處都變得“透明”。

黃大年感到，這是祖國對他莫大的信任，這兩個項目如果能在他的努力下比翼齊飛，祖國的深探事業不可限量。他恨不得立刻就全速推進，把“國家失去的30年時間追回來”。

孰料，在深探專項第九項目的首次討論會上，黃大年首次亮相就引起一片嘩然。

他說：“既然我們落后很多年了，就不能從零開始，而是要把國外最先進的設備買過來，對關鍵部位和插件進行升級改造，讓我們的‘藍軍’直接進入‘紅軍’的心臟，一舉站到巨人的肩膀上。”

所謂“藍軍”，原指在軍事模擬對抗演習中專門扮演假想敵的部隊，通過模仿對手的作戰特征與代表正面部隊的紅軍進行針對性的訓練。黃大年的“紅藍軍路線”，就是通過紅軍、藍軍之間的結合與比拼，利用西方已有的技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巨人。

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第一次聽到這種“紅藍軍路線”。中國地學界長期以“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榮，黃大年這種“把人家后臺數據庫買過來，進行插件升級再賣回去”的想法，可謂“驚世駭俗”。

絲毫不介意眾人異樣的眼光，黃大年繼續說：“好比一場馬拉松，別人已跑了半程，中國要從頭起跑，恐怕很難能趕上，我們也等不及，必須另辟蹊徑！”

會上，董樹文雖然也沒有完全理解，但他相信：“從大年嘴里說出來，一定有著深遠的考慮。”

會后，黃大年拿出他的調查，向董樹文解釋說，中國深部探測的主要關鍵設備九成依靠進口，國內中檔設備可用的占不到10%，甚至這里面還有不少核心技術和關鍵部件也是國外的。國外拿出一套設備，肯定是市場賣一套，家里存一套，正在研發的又是一套。如果不找到后發優勢，我們和國際上的差距可能相差至少30年并且始終難以縮小。

董樹文被黃大年的激情感染了，也被他提出的“后發優勢”說服了。

“首席支持我，我就這么干。”黃大年雷厲風行，立刻跑出去搞市場調研。沒過多久又旋風式地來到北京，張口就說要建平臺。

“什么平臺？”董樹文看著眼前的他，還是背個大包，興沖沖進來。

“移動平臺綜合數據處理解釋一體化軟件平臺。”黃大年邊回答，邊掏出手絹擦著汗。

搞油氣的人知道，平臺是一套軟件系統，所有的地質、地球物理和鉆探數據在這里集成。黃大年提出的預算，按照當時的市場價格可以買兩套。

“你買兩套干什么？”

“不是，我只買一套，咱們連后臺和元數據都買回來，買回來以后做插件，馬上去升級，升級以后我再賣給他。”

董樹文最終批準了。很多人聽說后搖搖頭，并不看好這些“忽忽悠悠的玄乎事兒”。

可是黃大年不以為意，他就像一臺剛剛裝載的新馬達，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機器的轉速帶到最高。

他找人翻譯出版了一本《瘋狂科學家俱樂部》，送給參與項目的各個機構和單位，書中介紹了美國進行組織創新、開展大科學研究項目的先進經驗。他逢人便說：“真正的研究不是分散的自發的，而是系統的集成的，應該借鑒國外大企業的組織管理模式，組織重大科研項目，征集最優秀的科學家，一起完成重大攻關。”

他又引入一套項目管理系統，把第九分項的任務分配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用計算機記錄工時。哪些屬于智力問題、哪些屬于資源問題、哪些屬于人為阻礙，他會實時監督、直接干預、詢問指導。

有的人直接抗議：你把科學家當什么了？！我們是科學家，不是機器人！

黃大年卻堅持：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一周的目標就是一周的目標，每天幾點到幾點必須把目標完成！

晚上11時，黃大年通常會登陸管理系統，瀏覽每個環節的工作進度：項目是否進展順利？之前的問題是不是解決了？技術和資源上有沒有他能予以支持的地方？

對黃大年來說，這個軟件就像是一片安眠藥，吃了這片藥，今晚就能睡個好覺；同時它又像是一支興奮劑，點開一看，他提筆就列出一個問題單，往往又是一夜無眠……

可是，沒過多久，出毛病了。黃大年發現，自己渾身的勁兒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些人認為“外來的和尚亂念經”，壓根兒不認可他的學術權威和領導能力。

焦慮、失眠、進度拖慢……黃大年一度患上帶狀皰疹，甚至萌生了辭退首席科學家、做普通教授的想法。

高平找到他：“大年，你不能走，你不能輕易把這片剛剛看到的陽光撤走。”

沉默半晌，他說：“我再考慮考慮，我沒想到，真的很難。”

他常常一個人，走在學校操場的跑道上。團隊師生不忍心去打擾他，“黃老師想干事，我們能理解他那種痛苦，也能感覺到他那種孤獨。”

他就像一只孤雁，循著認定的方向，逆風而行，直到望見那片遼闊的海，又一次次鼓起翱翔的勇氣。

2010年7月，有關部門邀請70多位“千人計劃”專家赴北戴河療養。和這群“千人計劃”專家在一起，黃大年感到輕松自在，思路開闊不少。

“大家有一樣的理念、一樣的情懷，回國以后都遇到不少類似的苦惱。”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回憶，他和黃大年在那里初識，找到一種“無須語言交流，一個眼神就夠”的默契。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前來探望，傾聽大家的想法建議。

“國家領導人是有眼光、有想法的。”經過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談，黃大年的心境變得從未有過的曠達，就像暴風雨過后的大海，浩瀚而平靜，又像鼓滿風帆的航船，期待著新的遠航。

回到長春，他發現電視里播了新聞，“周圍的環境很快發生了改變”，他的創業熱情再度迸發。

黃大年找來釘子、錘頭，親手把北戴河休假的合影掛在辦公桌對面的墻上，還對團隊成員說：“士為知己者死。國家這么一搞，大家對我們‘千人’專家的認可度提高了，我得努力干啊！”

2014年下半年，深探專項第九項目傳來捷報。移動平臺綜合數據處理解釋一體化軟件平臺的24個插件完成了，整個系統實現了升級換代。

黃大年大張旗鼓地在全國搞了一次培訓，當初賣給他平臺的公司發現：“你們用的怎么比我們的好？我們也要買這套系統。”黃大年嘿嘿一樂：“項目完成后成交！”

這就是“紅藍軍路線”！誰也沒想到，黃大年一擊即中、實現預期目標！如同撥云見日，整個中國深探領域的思路一下子打開了！

“地殼一號”萬米科學鉆被稱為“入地望遠鏡”，是深探專項第九項目的核心內容。

董樹文受到啟發，提出建議：“我們能不能用大年的觀點，做萬米鉆機？”研究單位說：“我國目前只實施過5000米科學鉆探，目標研發7000米鉆機已經很不錯了。”

董樹文說：“石油勘探已經使用的萬米鉆機，我們可以在他們的平臺上，研制核心部件升級改造，一步到位。”

對方又說：“可是我們花了1900萬元購買的是7000米的平臺。”

“那再爭取預算，向財政部報告。”

后來，“地殼一號”這個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龐然大物從四川運到大慶油田時，用了50輛六軸大貨車運送，一舉創下了地下6000米鉆探的亞洲紀錄，并且還在向地心進發。

被國外一直壟斷的設備終于換上了“中國芯”！中國成為繼俄羅斯、德國后，世界上第三個掌握地下萬米鉆探技術的國家。黃大年團隊成功了！過去不服氣的人開始另眼相看，一些人還友好地送他個綽號——“黃大牛”。

于平漸漸發現，來找黃老師的單位越來越多，想要尋求他支持的課題越來越多，黃老師承擔的任務越來越多。

雖然他的名片上只印有“吉林大學教授”這一個名頭，可實際上，他承擔了國土資源部、科技部、教育部等有關部門的項目決策、專業咨詢、課題評審等很多義務工作。

于平經常會在半夜接到黃老師的緊急電話，讓她組織團隊即刻進行一些數據分析。有很多事，屬于國家應急需要，與團隊的工作并不相關。

不僅于平，團隊成員都怕黃老師的“奪命連環CALL”。于平也勸他，咱能不能少管點兒閑事？結果他呵呵一樂道：“都是國家的事，哪里有閑事。”

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于平在黃大年的辦公室里講述黃老師的故事（2017年6月16日攝）。在于平看來，黃大年當年毫不猶豫地放棄英國國籍并在長春買房定居，“就是沒有給自己留后路，就是要在這里干到底了。”今年1月8日，國家“千人計劃”入選專家、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黃大年，為執著追求的教育科研事業燃盡最后一絲心血后闔然長逝。半年過去，這位戰略科學家的身影已經遠去，而他的事跡卻被越來越多人熟知。近日，記者再次走訪黃大年生前的同事、學生，聽他們講述昔日與黃老師在一起的難忘瞬間。新華社記者沈伯韓 攝

黃大年還應邀擔任國家“千人計劃”聯誼會科技創新工作組副組長，牽頭發起成立鯤海創新研究院，并擔任首屆副院長，組織“千人計劃”專家與國家戰略發展需求進行有效對接，使其成為推動前沿技術與軍民融合發展的公益平臺。

在黃大年的感召發動下，越來越多的“千人計劃”專家和海歸科學家開始意識到：一個優秀的科學家不僅要具備深遠的戰略眼光，他規劃與完成的事情，應該服從于國家需要，應該站位于國際前沿，應該集成符合國家利益的成果，更應該具有可以沖向世界巔峰的創新力量。

浙江大學醫學院杭州濱江醫院副院長、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田梅清晰地記得，2016年10月29日，第二屆“千人計劃”執委會擴大會議在京召開，黃大年就像每次一樣，提著黑色的行李箱匆匆趕來，滿頭是汗。然后，他觀點鮮明、邏輯嚴謹地分析了我國在科研領域方面的短板，又從規劃政策、組織攻關、創新創業、實施舉措等方面提出意見。會議剛結束，就又趕往別的地方……

七年如一日。黃大年辦公室里的九組書柜塞得滿滿當當，除了專業書籍、項目報告，還有一沓又一沓的學術筆記、發言匯編。最右側的柜門里，掛滿了參加各種會議活動的掛牌，下面還極不相稱地塞了一床棉被。無數個趕進度、做課題、修改材料的深夜里，他就是裹著這床被在沙發上湊合幾個鐘頭，第二天站起來又是精神抖擻。

大家又給這位“黃大牛”起了一個綽號——“大黃牛”。

“彎道超車”的“大年童話”

2010年元旦過后，黃大年就急火火地上班了。這天下午，地探學院組織文體活動，很多人聚在乒乓球室，熱鬧地操練起來。

剛剛留學歸國不久的于平正在候場，聽到觀眾中傳來一陣議論。她順著大家的目光望去，一個穿著暗綠色棉服、背個雙肩包、腳踩厚底大皮鞋的中年人正大步流星地走來。

“那就是黃大年，從英國回來的大專家！”

作為地探學院的畢業生，于平對黃大年的威名早有耳聞，可她萬萬沒想到，輪到她上場時，竟是和這位大專家同臺競技！

黃大年可不是為了打球而來的。他一邊打球，一邊觀察著對面這個扎著馬尾辮、球速很快的女同志。而于平也發現，黃老師的注意力根本沒在球上，他不時和旁邊熟悉的老師說幾句話，然后樂顛顛地去撿他的漏球。

休息時，黃大年招手把于平叫到場邊，微笑著說：“于老師，我是黃大年，我從英國回來，現在想在咱們學院創設移動探測技術平臺中心，我查閱了你的資料，很需要你的幫助。”

寥寥數語，讓于平對這個大專家心生親切。很快，她與一批青年學者都被黃大年招到了麾下，“吉林大學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中心”的牌子掛起來了！

移動平臺探測技術是世界科技強國竭力追求的核心技術，也是國家科技實力的重要標志。黃大年把在英國原有的研究基礎和方向都進行了擴展，瞄準海陸空三棲的移動平臺探測技術——海上有無人船，水下有無人潛航器，空中有無人飛機。

由于這一技術難度高、覆蓋廣、應用性強，涉及多項交叉學科，黃大年又找到林君，向這位大學好友提出了一個大膽設想——在吉林大學設立新興交叉學科學部。

為什么要搞交叉？

因為這是中國實現“彎道超車”的唯一機會！

黃大年涉獵很廣，他在英國時的研究涵蓋地學、信息、軍民融合等多個領域，他深知，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中國雖然拿到了新一輪世界科技競賽的入場券，但必須牢牢抓住創新這個“彎道超車”的機遇，才能追趕歷史的潮流。

知易行難。要真正找到學科之間的結合點，形成一個新領域并不容易。2012年，從儀電學院畢業的焦健加入了黃大年的團隊。師徒二人用了兩三年時間，才確定了焦健的研究方向——“平臺和傳感器”。

“這是移動平臺探測急需的研究，把硬件和軟件結合起來，也是未來交叉學科研究的方向。”焦健清晰地記得，黃大年為他規劃研究前景時，眼里迸射的光芒。

哪些是國際上炙手可熱的大學科？怎樣讓基礎研究和前沿科技“在碰撞中尋求突破，在差異中做出增量”？如何盡快把跨學科人才匯聚到統一機制下開展工作？

黃大年的大腦一刻不停地高速運轉。他常常來到辦公室對面的“茶思屋”，放一段音樂，斟一杯咖啡，然后，倚在吧臺旁邊，望向墻上懸掛的、一張張地學前輩的肖像照片。

在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中心的“茶思屋”，吉林大學統戰部副部長任波回憶與黃大年共事的情景（2017年6月16日攝）。當年黃大年回國后就開辟出來一間“茶思屋”，供師生平時休息、交流所用。今年1月8日，國家“千人計劃”入選專家、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黃大年，為執著追求的教育科研事業燃盡最后一絲心血后闔然長逝。半年過去，這位戰略科學家的身影已經遠去，而他的事跡卻被越來越多人熟知。近日，記者再次走訪黃大年生前的同事、學生，聽他們講述昔日與黃老師在一起的難忘瞬間。新華社記者沈伯韓 攝

時光退回到半個多世紀前：新中國剛剛建立，國家建設時不我待，建校籌備如火如荼，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礦產地質勘探局副局長喻德淵致信，向正在北京的李四光征詢意見，李四光提筆回復：“今天人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人民的需要，國家的需要，這就是一切追求的原點。從這個原點出發，黃大年腦海中的關系脈絡網不斷延伸——

“咱們學校有學者參加南極科考，能不能研制全地形車，完成在極寒、溝壑、全時段極限條件下的通訊、交流和作業？”

“‘云端遠程控制’技術發展很快，能不能開發野外作業醫療看護車？這個目前在國內還是空白啊。”

“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南極內陸地區鉆取冰下基巖巖心，能不能在海洋資源與安全領域跟建設工程學院、環境與資源學院聯合做些事情？”

……

科學是嚴謹的，但離不開奇思妙想。巴爾扎克說：“真正的科學家應當是個幻想家。”

黃大年就是這樣的“幻想家”。

與探測儀器專家合作研發深地探測儀器裝備，與機械領域專家合作研發重載荷物探專用無人機，與計算機專家合作研發地球物理大數據處理與解釋系統……在黃大年想要構建的“科研特區”中，沒有什么不敢想，也沒有什么不能做。當很多人還站在2.0時代，他已經望到了4.0時代。

每冒出一個新想法，他馬上去找熟識的專家探討一番。然后，連夜查找資料、進行調研論證、設計實現路徑。有的人一邊和他討論著，心里也犯嘀咕：黃老師說的怎么都像童話，能實現嗎？

然而“大年童話”的擁躉越來越多：眾多“海歸”慕名而來，馬芳武、王獻昌、崔軍紅等“千人計劃”專家也在他的游說下相繼落戶吉林大學。黃大年的辦公室里常常高朋滿座，眾人圍繞一個問題談得眉飛色舞，辯得口干舌燥。

時任吉林大學統戰部副部長任波知道，為了編織一張更大更密的科研網絡，黃大年付出了不為人知的心力。

2013年10月，歐美同學會舉行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黃大年作為海歸科學家代表應邀出席，現場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內心備受鼓舞。

他回到長春后不久，就主動打電話給任波，“國家對海歸這么重視！我們更應該傾盡所有報效祖國！擔任會長的事兒，我就不推辭了！”

任波又驚訝又感動，愣在電話那頭說不出話來。彼時，學校留學歸國人員聯誼會正在醞釀改選，大家心服口服的會長第一人選，就是黃大年。可他實在太忙，任波提過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好意思找他。

黃大年欣然出任，其實還有別的“算盤”。他覺得，從國家需要和世界一流角度看，我們雖然努力了，但還很不夠，還得快馬加鞭，招攬更多高端人才。

他把目光投向“海歸”群體，一個腳步匆匆的身影，就這樣走進了吉林大學300多名海歸知識分子的靈魂。聯歡郊游、調研開會，只要不出差他保證場場必到，陪大家唱歌、為大家照相。

有一次，學校為海歸人員組織藝術沙龍，那是黃大年回國后第一次走進KTV，按要求，每個人都要唱一首。黃大年很謙虛地對任波說：“哎呀，我特別喜歡唱，可就是一到高音就跑調。”

在大家鼓動下，他上去唱了一首《壟上行》，結果一發不可收，《我的中國心》《祖國，慈祥的母親》《我的祖國》……他一首接一首。

唱畢，大家一致認為，當天的麥霸是黃老師。任波問他：“黃老師，你知道麥霸是什么意思嗎？”他像個孩子似的興奮地說：“麥霸？是一種榮譽吧？”

他的回答，讓大家愣住了。這個把愛國歌曲唱得如此高調的大年學長，是多么樸實而率真！他那顆童話般的純真之心，征服了所有人！

2014年學校中秋晚會，黃大年因為一首歌，落淚了。

演唱者藝術學院副教授姚立華剛走下舞臺，發現黃老師在舞臺的一角等著她。她走上前去，剛想問候，竟發現這位大專家的眼角掛著淚珠。

黃大年一字一頓地說：“姚老師，聽了這首歌我感動得落淚，請理解，我們常年在國外的這些人，對祖國的愛很深、很深。”

彼時，姚立華剛剛從俄羅斯深造歸國，她十分驚喜地發現，自己在演唱這首歌時所投入的情感，都被黃老師感受到了。

作為我國著名歌唱家、聲樂教育家郭淑珍的弟子，姚立華把演唱的質量看得很重。曾經，每每駕馭《我愛你，中國》這類高難度歌曲，她心里多少有些“小滿足”，后來，到了國外，很多華人聽到這首歌都會淚流滿面，她感到他們對祖國的愛是那么真，就像孩子對母親的依戀，這種歌者與聽者的互動，讓姚立華內心深處的情感被點燃了。回國之后，遇到黃大年，更讓她發現，在自己身邊，還有如此同頻共振的人。

祖國，就像生命中最激越的音符，撥動著黃大年的心弦。那一首首歌，也讓他與一大批海歸學者分享著同樣的心、難得的情。

“我和大家一樣，沒有‘深厚感情’就不會回來并喜歡上這塊零下20多攝氏度的黑土地；沒有‘科研激情’、沒有‘心情的陽光’和聊以自慰的‘藝術的陶醉’，就不會有始終如一的堅持、初衷不變、童心難改。”深夜“冒泡”，黃大年常常在吉大海歸微信群里分享工作成果，和大家聊聊知心話。

他就像個鄰家大哥，關照每一位“大家庭”里的海歸人員，引領著大家去尋找回國后的坐標。

2014年7月，在水下通訊和水下網絡領域備受矚目的吉大校友崔軍紅回國探親，經人引薦見到了黃大年。

“中國水下國門洞開”，黃大年直入主題，語氣中的憂慮讓崔軍紅深有共鳴。跟黃老師從事的深地探測一樣，崔軍紅從事的水下通訊在國內也面臨著高端設備依賴進口的處境。

“咱們學校的新興交叉學科學部正在醞釀，你可以申報國家‘千人計劃’，回國創建智慧海洋研究中心，大家集中合力，一門心思把一件事做好……”聽著黃大年的話語，崔軍紅有些心動，但也顧慮重重：一方面，她在美國的平臺已足夠大，如果和黃老師聯手做事情，應該前景可期。但另一方面，她已在美國生活16年，自己能否適應國內情況，也有些拿不準。

黃大年看出她的猶豫，邀她到自己的團隊參觀交流，又給她展示近年來的項目成果。崔軍紅問道：“黃老師，咱們要搞海洋探測，可是吉林沒有海啊？”黃大年躊躇滿志地說：“沒關系啊，哪里有出海口我們就向哪里去啊！只要有決心就能把事情做大。”

吉林沒有海，但眼前這位學長海一樣的胸懷深深觸動了崔軍紅。2016年6月，崔軍紅作為“千人計劃”專家簽約吉林大學。

從那以后，黃大年成了她的精神導師。每當她有困難、發牢騷，黃老師都會用親身經歷鼓勵她，“你看地質宮現在很好，當時屋頂都是漏水的；修建無人機庫的時候，也遇到很多問題。這么多人，這么多環節，都需要時間，我們還是要有勁頭、有耐心，事情總有一天會做成的。”

事情總有一天會做成。這個信念，燃燒著黃大年生命的燭火。而那澄凈的光，照亮著一位又一位學者前進的道路。

“黃老師，您該休息一下，最近您太累了。”一天中午，“千人計劃”專家馬芳武來找他探討問題，一看他兩眼通紅，就知他又是一夜未眠。

“沒事兒，再吃兩個烤苞米就好了！”黃大年掄起手臂，伸展了一下說，“對了，有個在新加坡工作的賈繼偉回來探親，晚上我叫了他來我家，你也來，咱們一塊兒吃餃子。”

“你那么忙，怎么還讓人去家里？”馬芳武說，“咱們在外面吃一頓也行啊！”

“沒事兒，就是要讓這些年輕海歸感受感受，現在國內不比國外差！”

就這樣，他拉著馬芳武等人借“千人計劃”聯誼會、吉林大學留聯會等平臺，不斷尋找、聯絡海外高端人才，想盡各種辦法吸引他們留在國內、扎根吉大。

2016年9月，一份報告交到了校務委員會的案頭：在黃大年的倡議下，經過為期一年的醞釀討論，吉林大學新興交叉學科學部籌備初期工作宣告完成，一個輻射地學部、醫學部、物理學院、汽車學院、機械學院、計算機學院、國際政治系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區”初步形成。黃大年也成為吉林大學新興交叉學科學部學部長。

于平看著報告默默發呆：交叉學部這件事，當初大家心里都沒太有底，可是黃老師硬是把一個個虛幻抽象的概念，漸漸都變成現實，把各個學院、學校內外的力量，慢慢擰成一股繩。

黃大年看著報告深深舒了口氣，他的頭腦里立刻又蹦出一連串問號：手機會不會變成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交通樞紐能不能變成拓撲網？汽車能不能實現無軌運行？外太空能不能開發礦產……

如今，曾經對“大年童話”的質疑已湮沒無聞，一個個“大年童話”正在變為現實，在衛星通信、汽車設計、大數據交流、機器人研發等諸多領域，一個個“奇跡”正在涌現，幾乎覆蓋吉林大學近三分之一的專業。其間，又衍生出許多新課題、新方向、新學科，由“大年童話”孕育的“科研特區”未來將有望帶動上千億元的產業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