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開篇：從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

改革與法治：雄渾的交響

作為中國現代化的關鍵詞，改革與法治總是對應出現。

1978年初冬，鄧小平同志指出：“應該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廠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環(huán)境保護法、勞動法、外國人投資法等等，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討論通過，并且加強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那一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征程的起點。

2014年仲秋，《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莊嚴承諾：“形成完備的法律規(guī)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jiān)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guī)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zhí)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zhí)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年，也被公眾稱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

法治，保證改革公平正義的方向、保障改革深化的進程、保護和鞏固改革的成果。改革，推進立法的科學化、司法的公正化，逐步厘清法與權的邊界和關系。一部中國改革的歷史，就是二者互相推動、動態(tài)演進的過程。

硬骨頭越難啃，改革的法治訴求就越強烈。政府職能轉變，需要法治確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法治堵塞尋租的空間；大氣污染治理，需要法治確定責任與標準；破除行業(yè)壟斷，需要有維護市場價值、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制體系。

馬克思講：“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公平正義的呼喚越迫切，法治的改革動力就越巨大。城鎮(zhèn)化進程中普遍出現的征地拆遷矛盾，促成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出臺；食品安全領域出現的新問題、新挑戰(zhàn)，推動了食品安全法的頒布；“趙作海案”讓錯案責任追究機制和國家賠償程序進入大眾視野；全民注視下的“唐慧案”，則最終將勞教制度送入了歷史。

從十八大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再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這短短兩年更是對“改革”與“法治”辯證法的集中展示。歷經10年、跨3屆人大、4易其稿的預算法修改終于告竣，完成了從“政府管錢袋子”到“管好政府的錢袋子”的重大理念轉變；實施23年的行政訴訟法迎來了首次大修，有望打通“民告官”的深層壁壘與權力束縛；6省市試點司法體制改革，讓法官跳出了普通公務員序列，并正以法官的職業(yè)化建設牽引整個司法改革的進程與方向。

法治，長風幾萬里。改革，月涌大江流。

短短兩年，人們對改革的共識愈加一致，對法治的信心空前強大。越來越多的人從個人經歷中體會到了“三個全面”的關系：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共同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滾滾向前，共同放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